也许没有哪座园林如颐和园这般，像极了一部历史的画卷。这里有乾隆皇帝“如画江南”的审美意趣，有康有为改良维新、富国养民的梦想，有“北平”到“北京”之间的历史折痕。

一池清漪照家国。从清漪园到颐和园，从皇家御苑到人民公园，走过近三个世纪的颐和园美好如初，她用“正青春”的话语讲述着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故事。

山河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山河用来丈量帝王的胸怀。清王朝第六任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却将帝国的万里山河浓缩在距离紫禁城15公里的一派湖光山色之中。

冬日的北京西郊，清冷的空气中夹杂着些许土石和松香的气息。将时光拉回1749年的初冬，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正在火热展开。

亲自主持这项工程的弘历，要求将天然湖瓮山泊的面积扩大两倍，加深两倍，以便将京西水源输送到北京城内，并抵达京城东郊的通州，与京杭大运河相连。

彼时，38岁的弘历已使用“乾隆”这个年号将近15年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吉祥含义的词汇，寓意“天道昌隆”。如其所寓，18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帝国，大清国库的财富几乎占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乾隆九年，耗资巨大的圆明园扩建工程完毕，已经拥有了‘万园之园’的乾隆皇帝曾经立誓不再建园林了。但6年后，他就以通漕运、治水田之名，在北京西郊瓮山西湖一带挖湖堆山。其实，建一座新园林的想法那时已经确定了。”颐和园副园长、颐和园学会会长秦雷对本报记者说。

1750年阳春三月，乾隆皇帝为庆祝崇庆皇太后60寿辰，将疏浚后的西湖改名为昆明湖，瓮山改名为万寿山，随后下旨将这一带湖山、建筑命名为“清漪园”，并开始了长达15年的园林修建工程。

在清漪园建造期间，乾隆皇帝曾3次巡视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这位马背民族的后代，在这里体悟到了水的灵性与美感，以及治国理政中深层次的文化表达，并把自己的体悟融入了这座园林修建的时时处处——尽管距离其更名为“颐和园”还有100多年的时间，但一池三岛、西堤六桥、万寿山建筑群，以及主要几处园中园等景观，已在那时确立了下来。

“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清漪园的建成，让万寿山和近旁的香山、玉泉山相互呼应，并与自康熙、雍正时期陆续营造的畅春园、静宜园、静明园、圆明园连为一体。以上俗称为“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遗产，至今仍对北京的生态环境和城市布局产生着重要影响。

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随着颐和园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这片山水中，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与杭州西湖十分相似。而这样一种地势形态，又恰与中华民族的地理版图高度一致。

乾隆皇帝为清漪园的每一座建筑题写了匾额与楹联，在前后百余次的莅临中留下1500多首御制诗。

“清漪园的建成，有时代背景，也是帝王个人兴趣、个性使然。乾隆皇帝希望通过清漪园展示自己在造园艺术上的大手笔。这座园林也的确是中国两三千年造园史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载体。”秦雷说。

际会

在昆明湖西北角，一处颇具村居野趣的景区经过复建与整饬后，已对游人开放几个月了。灰瓦小院、黄草漫野，亭廊照水，让人想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景象。

这处景区叫“耕织图”，原址与清漪园同龄。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物阜民丰的理想愿望，被乾隆皇帝转换为一道看得见的风景。耕织图隔昆明湖与著名的颐和园铜牛遥遥相望，又有了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的浪漫诗意。

“稻正分秧蚕吐丝，耕忙亦复织忙时。”清代的耕织文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鼎盛。但这位长寿的皇帝却并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场以机器替代手工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并即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又过了20年，英法联军入侵。清漪园与圆明园一起在这次浩劫中遭受重创。清王朝命运的转折，开启了这座皇家园林的新一程历史。

“我们在复原耕织图景区的时候，考虑到它是两个时代景观叠合的特征。因此，外部景观按照清漪园时期的耕织景观进行了恢复，同时修缮了慈禧时期水操学堂的部分院落。”颐和园文物科主任隗丽佳对本报记者说。

这里所说的水操学堂，与清漪园的更名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外战争的屡屡败退，令清政府意识到了操练海军的重要性。1886年，清政府在“耕织图”的废墟上兴建昆明湖水操学堂。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单纯。水操学堂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也是重建颐和园的一面幌子——既然水操学堂已经开建了，那么恢复清漪园的其他建筑也就是“顺手之便”。

“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帝大婚后就要行使皇帝的权力了。太后需要一个养老的地方。根据乾隆为他的母亲祝寿修了清漪园这样一个‘祖制’，皇室决定在这个地方重建一处园林，为慈禧颐养天年。”秦雷说。

1888年，光绪皇帝下令重建清漪园，并定名颐和园，取自“颐养冲和之意”。

1894年，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水操学堂退出历史舞台。同一年，颐和园的建造草草收尾。

像耕织图这样见证了清漪园和颐和园两段历史的建筑还有很多。

乾隆时期处理朝政的勤政殿，在颐和园时期更名为仁寿殿。1898年（戊戌年）6月，光绪帝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变法正式展开。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于颐和园玉澜堂。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没有挽回清朝覆灭的命运，但却给颐和园带来许多新鲜事物。

19世纪末，颐和园东宫门外建起了“电灯公所”，供给颐和园电灯照明，是北京最早的发电设施之一。

颐和园还收藏着清朝宫廷使用的第一辆汽车。据考证，这是美国最早汽车厂商之一的“杜里埃”品牌，内嵌三缸四马力后置式汽油发动机，外形则保留着18世纪欧洲马车的痕迹。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并占据颐和园。1912年初，清朝最后一代皇帝溥仪退位。两年后，颐和园对外开放。

1949年，国共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在颐和园万寿山东部山脊上的景福阁悄悄举行。这座清漪园时期为皇室礼佛而修建的昙花形三层楼阁，在颐和园时期由于经费所限改成了单层结构。在这座见证了晚清历史沧桑的院落中，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这份协议的重要含金量在于，它使得包括颐和园、紫禁城等在内的诸多文物古迹免于战火。

北平和平解放，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页。颐和园开启了成为人民公园的新使命。

繁华

颐和园殿堂队副队长韩笑，是颐和园接待外国政要次数最多的讲解员之一。34岁的她忘不了初来颐和园工作时，每天早上利用乘坐公交车的时间背诵讲解词的日子。

对颐和园的近一百位专业导游服务人员来说，向游客讲述波澜壮阔的颐和园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要从几十万字的讲解词中，去提炼颐和园的精髓与神韵。

“比如颐和园楹联中的‘风月’，不能直接翻译成刮风的风、月亮的月。”她说。

而最让韩笑感慨的，是颐和园作为“外交窗口”在新旧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

当年，由于与八国联军议和谈判的失利，让清廷意识到“外交”的重要性。1900年以后，慈禧、光绪在颐和园频繁接见外国使臣及眷属，并赐宴、游园，加以亲善。“洋风”席卷颐和园的同时，历史更加讽刺地教育了统治者：弱国无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颐和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呵护。而今，在新的世界关系格局中，颐和园真正成为展示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舞台。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越来越多的误解得以消除。“前辈讲解员们对龙和蝙蝠这两种在颐和园使用最多的文化意象通常是回避的。因为它们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并不美好。但最近这些年，我们会越来越主动告诉外国人，在中国，龙是尊贵的象征，蝙蝠代表幸福。多数外国人会欣然接受。”韩笑认为，这个微妙的变化代表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在提升。

风月最无边，繁华今更盛。斗转星移，颐和园文化正在以多姿多彩的身段走进千家万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

20多年前，18岁的傅凡考入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系，第一次班级活动就是去颐和园参观。而今，已是北京建筑大学风景园林系教授的傅凡，仍然会带学生去颐和园进行实地教学。

“传承和弘扬颐和园文化，一方面要对颐和园的造园艺术进行分析研究，包括立意、相地、布局等方面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还要对颐和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挖掘。颐和园的园名、景名多使用文学历史典故，如谐趣园的知鱼桥，典故出自《庄子·秋水篇》，只有了解庄子与惠子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辩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含义。”他说。

与此同时，颐和园中所体现的视线控制法、步移景异法、借景法等中国传统园林造园艺术，正在不断被转换为现代形式，在当代园林中得以应用。

2020年，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文物特展，以纪念颐和园建园270周年。乾隆皇帝珍藏的汉代玉璧、元代瓷器，见证一代名伶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艺术人生的德和园大戏楼旧照，颐和园对外开放后不同时代的门票……珍贵的文物和影音资料，再次带人们走进颐和园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中。

在展览的最后，一面张贴着数百张照片的特殊的“展品”格外吸睛。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人们的衣着从长衫、旗袍到西服、短裙，有家庭合影、毕业留念，有颐和园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激动瞬间，也有不同时代的人们参与颐和园各类活动的生动场景。

“新中国成立后，颐和园归属人民，成为老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既是休憩的地方，也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人类优秀文化的场所。我们希望把颐和园作为老百姓生活美好瞬间这样一种记忆呈现出来。”秦雷说。记者刘畅、闵捷、魏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