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母校威远中学的校门已经四十五年，却一直走不出中学读书时那些遥远悠久的往事“片段”。
我是从初中21班跳班到高16班参加日后高考的，初中21班是一个有爱谐和的团队，王日勋、孙杰是我套乌鸦的“鸟友”，孙烨、周继鹏、徐永平是我学习的良友，戴禄是我随路上学的学友，还有许多好朋友。至于当时为什么离开这个其乐融融、其趣洋洋的集体选择跳班参加高考，其时只是朦胧的对未来生涯的预判，并没有清晰的决断。现在想来，无非就是普通家庭子弟最朴素的想法 ———抓住好不容易等来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早一点变成市民户，吃上商品粮，找个好工作，娶个不花钱的媳妇，不再回村种地当农民、挣工分、打光棍。
高中15班、16班，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的一个年级2个班，学生的素质高、家庭成分好。这届学生入学后，恰逢国家高考制度的学制改革，所以1977年入学的高15班、高16班学生，成为恢复高考之后右玉县第一届延迟半年毕业的高中学生。
上学期间，曾经分过快班、慢班，为了调动学生的潜能，也设立过文科组、理科组。15班的班主任是蔡溢老师，16班的班主任是史明生老师，他是晋中榆次人，后来调走了。高二分快慢班后，15班的班主任还是蔡溢老师，不久后调县城中学了，孙占敖老师接替，16班的班主任由荊星阳老师继任。
记得很清楚，高二分快慢班时，赵登峰、霍建华、黄波、乔丽君等几位优秀的同学从15班调到16班，王月枝、赵国文是16班的，我是跳级直接到了16班。
分科学文科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定的，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当时荊老师是班主任、语文老师，唐棣老师是教导主任、政治老师，还有董校长等几位老师发起的。文科分组的时候，生物老师黄启胜反复征求过学习特别好的学生。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黄老师对理科看得很重，非常不愿意优秀的学生选择文科。那是一个下午第二节之后（好像是星期四），在操场后面的16班教室里，黄老师分别征求了几位有意愿学文科的学生的意见，我执拗地坚持学文科。我一直记着，当时对自己的选择表达上有点激动，甚至语气有点生硬，全然忽略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多少年来，这一幕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无法抹去。
选择文科的几位同学理科本来都学的不错，赵登峰同学尤其突出，他的数学作业本还被当作范本在各班传阅过，化学更是被沈老师常常“抓去”差刻蜡版。
分科学文科的同学是承受了很大压力的，并不被理科老师所理解和支持，是荆老师、唐老师、董华校长力挺并鼓励促成的。文科组的学生主要有赵国文、王月枝、刘元、赵登峰、霍建华、田忠和我几位。
这几位同学，学习勤奋，个性也千秋。
王月枝，少有的老成，想必是生活的过往练就了她过早的包容宽厚、泼辣忍耐。与人相处总是那样的包容坚韧，能够接纳不同观点与行为方式，交往中展现出特有的宽容大度，开朗沉稳、直爽自律、乐观独立。生活练就了她的这种抗压品质，使她在日后的任何境遇中都能保持稳定心态。她是从西黄家窑公社黄家窑村来的。
霍建华，文科班唯一的一位市民阶层学生，是一个开朗爽快、待人友好的人，具有骨子里的自信底气，极具亲和力与感染力，她乐观进取、学习勤奋。上学时她的语文功底非常好，作文总是妙笔生花，精彩处不乏准格言式的味道。记得一篇议论文文章，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文，文中段落“但愿生活给我们带来玫瑰色的希望……”成为我们理解修辞运用的精模板版。她的籍贯张家口市，家境优渥，父母都是威远医院的大夫。在当时二元结构截然分层的农民与市民阶层壁垒上，她的人生起点已经是我们仰望而高不可及的最高的坐标系。
赵登峰，顽强好学，喜欢安静，做事理性克制，具有清晰的自我管理能力，用现在时髦的管理学术语说，就是遇事从不贸然行动，特别注重风险控制。这样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在银行系统担任领导那么多年必须具有的秉性。赵登峰是西黄家窑公社小蒲洲营村人。
赵国文，严谨矜持，韧性刚毅，是一个感知细腻、决策超前而又执行力迅速的人。从他日后的轨迹看，他确实善于把握时机，行动目标明确，注重细节把控，独当一面。做事细心谨慎，追求完美。他来自高墙框公社蔡家屯村。
刘元是一个特别有气度的老兄，字写得非常好，标准的行书，又快又整洁。他与人为善，焦虑时常咧嘴大笑，彰显爽朗从容。他的学习能力很强，严谨专注，善于总结，能够快融会汇。总是将挫折视为机会，持续传递昂扬向上的积极能量，他来自西黄家窑公社铁山堡村。
田忠在我的印象里，有点特别。他文弱孤独，不苟言笑，不善言辞，却有着极强的个性，具备持久抗压能力，面对任何不如意，他都保持目标明确，不轻言放弃，沉稳务实，为人诚实谦虚。他是丁家窑公社辛窑村的还是张二窑、鹰旺山村的？到底是哪一个村？时间久远，又多年无法取得联系，记不大清楚了，他始终坚持自我评价，不倚重外界认可的个性是留给我最大的印象。
我的际遇其实和乡村来的同学并没有两样，我是“四属户”家庭，也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嘴边长挂的“半边户”。父亲是干部，母亲在1962年国家“六二压”政策中，主动响应号召由县城吃商品粮压缩回山阴史家屯村。
大集体二元结构的时段里，那是严格的城乡二元管理户籍制度，所有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户口，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两者之间鸿沟巨大，天然把人群阶级地位---高低贵贱俨然分开。
“半边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农业人口，在生产队里不但不受欢迎，村民也不受待见，在农村的地位和生存环境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这也是促成我跳班争取“早脱农皮”的直接动因。
我估计，以后的学校教育即使再发达，产生我们那时候的“师者风范”真诚品格很难。教我们的老师都堪称敬业、自律、严谨、勤奋的教育人。语文老师荆星阳，历史老师康体太，政治老师唐棣、英语老师程功，数学老师徐先成，地理老师伊志恒……哪一个不是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师表”？荆星阳老师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幽默风趣，讲课抑扬顿挫、荡气回肠。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的解读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到庆历变法的时代背景与家国情怀；历史老师康启泰讲到宋代文学艺术成就时，特意插入一段苏东坡与妹妹对话的故事，似乎提高我们对特定场景记忆和文学感染力。康老师讲到，苏东坡有个妹妹，叫苏小妹，苏小妹和哥哥苏东坡经典的调侃是这样的，东坡说妹妹“去年一点相思泪，至今未到腮边”，妹妹说哥哥“秋风明月波澜，额头青苔爬满”。事实上，《宋史》和相关信史是无法查到苏东坡还有一个妹妹，康老师是用野史补益的形象记忆激活课堂氛围；唐棣老师讲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时，用应县平川特有的清晰口音拉长语调：“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最有威信的，最有威望……被选出来担任最主要的领导职务的”；程功老师很年轻，笔直的身躯，他用英文解读“this is a bright flang”时，来了个手势描述。那时高考英文不计入总分，所以只顾欣赏程老师的表情，无心钻研陌生的语境。徐先成老师是一个大善人，家住在威远西南角，节假日，徐老师在家里特意给我、戴禄和徐永平几个同学补数学。代数里最容易审题走题的术语如“相向”“同向”“取向”“转向”“横向”“纵向”“定向”“指向”“逆向”等关于方向感、空间维度的数学问题就是徐老师教给我们的。
每一个人，当你选择了一个目标，同时也就意味着许多可供你选择的目标失去，这就是机会成本。明知生活成本，但无奈生存于二元对立的农民阶层中，我们没有权利、没机会选择成本间比较，只能痴于“读书改变命运”的铁律，必须而且需要拿出勇气彻底忽略生活中许多应当把握而不得不失去的东西。1979年这一届高中毕业时，师范类是预考时就可以报名同时也可以参加高考竞争本科，王月枝、赵国文当年就急匆匆地选择了雁北幼儿师范学校和朔县师范学校。这么优秀的学生竟然轻易放弃了来年大学本科冲刺的机会，哪怕推迟一年、两年。但他们没有，选择得很从容，放弃得很决绝。赵登峰、卫东海预考通过后，均没报师范类学校，选择了来年高考。两人虽然差大学本科线又是那么一点点分数，但也没有底气继续复读，委曲求全地填写了省中专的志愿转了市民户。人的路径真是充满不确定性，个中缘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试想，这种选择和让人扼腕叹息的结局不正是卑贱贫苦限制了寒门子弟的自信与想象吗？
当时并没有文科班，只是一个文科小组而已。文科分组后，人数少，一块研学的时间、地点也就比较分散。文科组既没有专门的历史老师，也没有专门的地理老师，伊老师师院毕业后分配到威中，曾给文科组同学讲过一段世界地理，但好景不长，随后他就被调到县城中学去了。后期文科组的同学主要是自学，也就是凡是遇到上理化课的时候，几个文科的同学就夹着书本“逃”到教室后面的一间窑洞，或干脆上了威远古堡的城墙，或躲到树荫下。因为人少，上课自学流动性大，很受理科同学另类眼光的审视。
每一个人、每一种选择都有着自己的命运，命运其实是一种偶然的事实，其偶然性在于不可把握，而其事实性则是因为它总以一种不可改变而存在着－－历史地却又既定的。才女霍建华高中毕业就不需要补习，顺理成章地参加工作开启了她原本就顺畅的人生旅途。再后来几位都是陆续考入自己选择的学校：我考入山西财贸学校、赵登峰考入山西会计学校，刘元考入朔县师范右玉班，田忠考入雁北师专。
青春年华的时候，对生命路径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会因岁月颠簸而改变。无论怎样选择，均是一片灿烂。王月枝从右玉幼儿园高级职称退休，在幼儿教育这片净土口碑极佳；霍建华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诠释了“女诗人”求真务实自信满满的人生承诺；赵国文右玉一中工作后，继续升学，后调到山西教育学院，又调到珠海市委宣传部，再后来创建了自己的《国文纪事》自媒体平台，享誉海内外。赵登峰从太原市建设银行退休，随学业有成的孩子定居上海。刘元、田忠两个执着的“教育人”在右玉这片热土上，把脊背躬成不朽的苍穹，把星光与月亮写在宁静的校园，默默书写着自己的教育理想。我是从机关岗位上，辞职重新考取了自己心仪的中国人民大学，终于获得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算是实现了自己青春年华时的誓言。路虽逶迤曲折，但总算学无遗憾。
人生的际遇，就像无可更改的星际轨迹，也像威远堡周遭蓬松的艾蒿和芨芨草，率性生长，均为自性。这些年，我也经常休假回右玉，但一直与田忠、刘元这些骨子里坚韧刚毅的同学联系不上。我常常记起田忠写的诗句：“士儒苦，苦且自乐焉。青灯炎夏寻桂子，囊钱虽浅噤若蝉，青灯伴云梯。”真是师者为师苦作梯，甘苦自得品味高。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宋代词人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让忽已花甲的我感慨生命如歌，流年似水。威远中学如今消失了，但它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母校的教育，古堡的风沙，生活的饥寒，老师的婆心形塑了我们的人生信念，也演绎了那个时代寒门弟子许许多多的故事……或怒或喜，或苦或乐，或长或短。此时秃笔无论怎样倾诉，依觉一切过往，皆成序章，充满着诗意般的无尽美好。是啊，从母校走出的每一个学子，同时也是一个个寻梦者，在遇强则抗、不屈不挠奋斗的路上奔跑，每个人的过往将成为编写在母校沧桑里的故事。
（卫东海作者系北京市退休干部，哲学博士，主任记者，北京联合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