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人流、物流、信息流剧增，部分地区的管控调度工具较为原始。面对初期混乱低效的工作局面，人们不禁要问：耗费巨资打造的智慧城市建设效果到底体现在哪里？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如何发挥作用？

如果从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算起，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有8年时间。通过这次疫情的实战检验可以发现，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重政务信息化、轻社会化管理，多源城市数据难以实现汇聚融合，某些地区智慧城市建设沦为政绩工程等。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言智慧城市建设是失败的呢？各地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认知水平和规划建设水平不一，从统计结果来看，智慧城市建设水平高的城市取得了更好的战疫成绩。“2019智慧中国年会”评选的智慧化水平前10的城市（京、沪、深等市）在这次疫情中千人感染人数为0．0162，低于全国（去除重灾区武汉）的平均数0．0223。这样的防控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2月紧急上线运行的各类定制化系统有关，这些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精准度和效率。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为开展智慧管控提供系统开发环境、存储传输、数据交换、算力、可视化平台等底座支持，压缩了战疫系统开发交付周期。较为成功的城市大脑项目实现了部分态势综合、分析挖掘、共享交换、指挥调度功能，成为疫情协同治理的基石，比如海南省社管平台指挥中心成为省防控指挥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依托城市大脑项目快速上线疫情防控四大系统。运用城市大数据技术融合政府、运营商、行业数据，可实现人群流动管控、疫情溯源、疫情态势分析，如中国电科整合卫健委、交通运输、民航等部门数据，形成的“密切接触者数据库”可以精准判断密切接触者，如果结合运营商掌握的轨迹数据以及手机APP的GPS信息则可对重点人群进行更加精确的圈定。

以这场战疫为契机，回头审视这些年智慧城市建设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归类为体制机制、设计、建设、运营以及管理的不足。一些地方没有摸准自身需求“人云亦云”随大流，政绩工程心理重，搞大干快上运动式建设，过程必然走偏；一些地方政府建智慧城市局限于政务系统，没有下沉到城市治理和社区管理的需求上；还有一些城市数据采集以静态数据为主，达不到数字孪生对信息传递的时空性要求，建设成果最多可称为数字政府或初级数字城市。

智慧城市是个复杂的巨系统，要以体系化思想统筹全局，规划好一个中心、N个基础平台等四梁八柱，分系统建设需要一盘棋考虑，避免数据烟囱的出现。智慧城市建设是个持续演进的过程，没有管理运营机制，其建设成果不能继承演化，就会缺乏生命力。我们有必要挖掘城市数据资产和智能公共设施运营价值，来覆盖系统迭代成本。疫情初期的混乱低效，启发我们要把构建数字化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部分，统数据、统标准，与城市大脑集成，实现信息共享交换、物资分发、指挥调度功能。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看到智慧城市技术服务于城市管理的巨大潜力，各地政府需要深入思考：对于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怎么设计？需要怎么建设？对于建设成果，管好了吗？用好了吗？

《 中国城市报 》（ 2020年03月23日  第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