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起飞阶段注重外向型经济的拉动作用，到现今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举措的眼光向内、内外兼顾，我国发展战略的转换是演进式的。

一直以来，我国注重国内市场依靠科技进步的内涵式发展，并历经多年谋划、实践且不断优化，直至遭遇到新冠肺炎疫情，同时面临着国际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我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说，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和演化路径。这些改革和举措一直“在路上“，这是被动应对，也是主动为之。被动是在于这是基于外部环境中长期的重大变化而提出的应对性战略措施。主动一方面是在于这些内容和举措一直是我们发展和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完全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在于这是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实现“以我为主”的发展。

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是基于一系列发展前提的。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有着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蓬勃发展的新经济。在这样的禀赋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满足国内需求是顺理成章的。努力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既是我们历史责任的担当，也是我国发展底气的来源。我国将继续在公共服务、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高质量人力资源供给、市场潜力等方面塑造吸引外资的独特竞争力。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要有底线思维。坚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将可以树起一面防火墙、安全网，对各类输入型风险起稀释、对冲作用。

要科学落实“双循环”发展战略，必须要全面把握这一新发展战略的丰富内涵，并在实践和发展中不断丰富其实现形式。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最终要将重点落到两个硬核指标上，一是释放内需潜力，二是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

城市是信息、技术、资金、人才汇聚的节点，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场域空间，亦是各类创新的主要发源地，还是新型消费、引领型消费的肇始地。上海等一线城市正筹划建设成为实践“双循环”发展战略的重要城市，提出既要当好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又要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这也体现出了城市应有的担当。

集聚是城市和城市群最根本的特征。在恰当的环境下，人口和各种资源的集聚不仅会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的发生发展，也会促进消费的升级。集聚会促进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催生出新的消费形态和消费品类，既能更好地激发和满足新的多样化的需求，也有助于提升生产和服务效率。因此，我们要继续推进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城市群的高效协同，为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提供坚实的区域支撑。完整、可控的尖端核心技术体系对于形成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中国在产业链中的层级和地位，均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是科教力量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相应的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孵化、落地、辐射和扩散的主要空间。城市不仅在科教兴国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加快形成我国的科技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方面更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

目前，我国仍存在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等问题，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和合理的收入结构的形成仍任重道远，面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紧迫形势，需要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需求从潜在到现实的转换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稳步推进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于释放有效需求，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国民经济结构都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潜力可以挖掘。以国内循环为主，就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国内市场，挖掘国内潜力，向区域协调发展要效益，向城市群要效益，向城乡统筹要效益。

内循环的自主创新和拉动内需，外循环的维护供应链、商品链稳定、稳定外资和外贸，都是艰巨的任务，都需要发挥啃硬骨头的精神，需要各级政府努力担当、科学作为。打通双循环、激活国内市场，需要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进一步的市场化作为制度保证。城市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领域责任重大，需要在营商环境、资本市场、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合作等多项领域持续发力，促进两个循环的互融互通、形成优势互补，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 中国城市报 》（ 2020年09月21日  第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