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排练厅里，丝竹声与念白声交织——新编历史剧《大唐县令》正紧锣密鼓地彩排。这出以唐代廉吏麴信陵为主角的黄梅戏，看似演绎千年前的治县故事，实则在传统戏曲的肌理中，嵌入了新时代廉政教育的深刻命题。
当古戏台上的“明镜高悬”匾额与现实中的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遥遥相望，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活教材”。
新编黄梅戏《大唐县令》剧照。
看历史典故的当代转译诠释，思考如何让廉洁基因穿越千载时空
大唐贞元年间，望江县内两姓因百年地契纠纷积怨颇深。县令麴信陵深入调查，凭借智慧与耐心，以地契为突破口，化解两姓恩怨。他促成两姓摒弃前嫌，携手共建“连心堂”祠堂与学堂，解决了周边百姓子弟求学难题，其亲笔所题“连心堂”匾额，成为两姓和好的见证。
然而，长期操劳民事的麴信陵积痨成疾。在一次处理纠纷时，肺心病复发，呼吸困难而昏倒，最终卒于任上。当灵柩归乡之际，县民悲痛万分，遮道号哭，致使灵车无法前行，只得留葬于望江县治北隅。
白居易听闻其仁政事迹，作《秦中吟·立碑》赞颂：“我闻望江县，麴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重。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在委婉凄凉的女声独唱《秦中吟》中，全剧缓缓落幕，展现出麴信陵一心为民、深受爱戴的伟大形象。
新编黄梅戏《大唐县令》剧照。
而翻开《望江县志》，麴信陵的记载不过寥寥数笔：“贞元中为望江令，卒于官，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这样的记载，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或许只是微小的注脚，却在当代创作者的笔下焕发新生。《大唐县令》的主创团队深谙“以史为鉴”的精髓，没有止步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刻，而是抓住“祠堂地契案”这一常见却典型的矛盾冲突，让麴信陵从县志里的符号化“廉吏”，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剧中人”。
剧中，麴信陵微服暗访时的谨慎机敏，面对宗族势力时的不卑不亢，破解迷案时的抽丝剥茧，都在细节中传递着“明察善断、清正爱民”的为政理念。这种艺术化处理，本质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古人“公生明，廉生威”的为官之道，不再是停留在古籍中的冰冷箴言，而是通过戏曲舞台上的举手投足、唱词念白，化作可感知、可触摸的情感共鸣。
当观众为麴县令的智破疑案拍手称快时，“廉洁”二字已悄然融入对正义的向往中，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恰是廉政教育最动人的力量。
从历史到现实，廉洁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底色。唐代的麴信陵面对的是宗族纷争、民生疾苦，当代的党员干部面临的是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形形色色的利益诱惑。尽管时代不同，但“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
《大唐县令》的清醒之处，正在于用历史的“镜子”照见现实的“影子”——剧中人在利益面前的抉择、在权力面前的坚守，何尝不是对当下党员干部的一种警示与启示？当古戏台上的“县衙”与现实中的“基层治理”产生镜像对照，历史典故便不再是遥远的回响，而是成为观照现实的生动范本。
新编黄梅戏《大唐县令》剧照。
挖掘传统戏曲艺术的廉政表达，追求在情感共情中筑牢思想防线
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黄梅戏以“清新婉丽”的艺术风格著称。《大唐县令》在创作中没有因“廉政主题”牺牲艺术特质，反而将“廉”的内核与“美”的形式深度融合，让廉政教育摆脱了说教感，披上了艺术的“霓裳”。
品剧情，“虚实相生”的编剧手法让故事张弛有度：“地契案”的明线与麴信陵“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暗线交织，既保留了黄梅戏擅长的家庭伦理、民间纠纷叙事，又注入了政治智慧与治理哲学的深度。
听唱腔，朗朗上口的“小小一山头，缘何相争斗；用情来化解，一笑泯恩仇”。再听百姓称道：“公私明，守底线；处难事，喜机变。两袖清风实清廉，勤政为民美名传。”情真意切，将廉政理念化作了富有韵律的情感表达。
观表演，演员的水袖翻转间尽显人物心境——当麴县令展开地契时的毅然决然，面对百姓叩谢时的谦抑从容，举手投足间都是“廉”的具象化呈现。
这种将廉政主题融入戏曲本体的创作思路，让观众在享受艺术之美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廉洁文化的熏陶。
廉政教育的难点，在于如何让抽象的“纪律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情感认同”。《大唐县令》给出的答案是：用戏曲的“共情力”搭建沟通的桥梁。
剧中，麴信陵不是高高在上的“清官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父母官”——他会为百姓的疾苦皱眉，会为案件的复杂沉思，会为正义的伸张振奋。这种“接地气”的人物塑造，让观众看到：廉洁不是遥不可及的道德标杆，而是植根于“为民服务”的朴素情怀。
当台下的党员干部在麴县令身上看到“初心”的影子，当普通观众在剧情中感受到“公平”的力量，廉政教育便从“要我廉”变成了“我要廉”，从外在约束变成了内在自觉。
新编黄梅戏《大唐县令》剧照。
戏曲的魅力，在于它能让历史“活”起来，让道理“动”起来。《大唐县令》用黄梅戏特有的抒情性与叙事性，构建了一个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温度的廉政教育场域。在这里，观众既是艺术的欣赏者，也是廉洁文化的参与者——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们在为人物命运揪心的同时，也在内心深处进行着一场关于“公与私”“廉与贪”的灵魂叩问。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因为它触动的，是人性中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
传承以戏为媒的时代回响，着力打造廉政教育的时代“新范式”
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今天，廉政教育需要更多像《大唐县令》这样的“破圈”之作。它打破了传统廉政教育“文件+会议”“案例+警示”的固有模式，将“廉”的主题融入艺术创作，让严肃的政治话语转化为生动的艺术表达，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戏曲范式”。
这种范式的价值，首先在于“覆盖面”的全面拓展。传统廉政教育更多面向党员干部，而戏曲作为大众艺术，天然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质。《大唐县令》既可以在党校课堂作为“情景教学课”，让党员干部从历史人物中汲取廉洁力量；也可以在乡村戏台唱响，让普通百姓在看戏过程中感受“清廉之美”。当白发老人为麴县令的清廉拍手叫好，当年轻人在社交平台分享剧中的经典唱段，廉洁文化便突破了圈层限制，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
其次在于“时效性”的显著增强。廉政教育需要紧跟时代脉搏，回应现实关切。《大唐县令》将“基层治理”与“清廉自律”结合，暗合了当下“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的要求。剧中，麴信陵处理地契纠纷时的“法理情”融合，恰似当代基层干部解决群众矛盾的缩影——如何在复杂局面中坚守原则，如何在利益纠葛中保持清醒，这些剧中探讨的问题，正是当下基层治理的痛点与难点。这种“古今对照”的创作思路，让廉政教育不再是“过时的故事”，而是“鲜活的启示”，真正做到了“以古鉴今”。
新编黄梅戏《大唐县令》剧照。
更重要的是“长效性”的持续构建。文化的力量在于浸润，在于传承。《大唐县令》这样的优秀作品，一旦成为经典，便会在反复演出中形成“文化记忆”——就像黄梅戏经典《天仙配》传递的“勤劳善良”价值观代代相传，《大唐县令》所弘扬的“清廉为民”理念，也会随着戏曲的传唱，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这种“以文化人”的长效机制，比短期的集中教育更有生命力，因为它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基因，生长在百姓的精神土壤。
走出排练厅，暮色渐浓，戏台上依然在传颂着“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的唱腔。穿过时空，与新时代“人民公仆为人民”的誓言遥相呼应。策划陈立、编剧任春松、导演姚红、作曲虞哲华等主创团队打造《大唐县令》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用戏曲的“旧瓶”装了廉政教育的“新酒”，让历史的智慧照进现实的征程，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谱写出一曲既具艺术感染力又有思想穿透力的廉洁之歌。当越来越多这样的作品涌现，我们相信，廉洁文化必将如春风化雨，浸润每一个人的心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文/胡建华 虞哲华 图/陈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