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7日，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公共安全感蓝皮书：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报告（2019）》。

城市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伴随着后工业时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和规模持续扩大，各类隐性安全风险因素转变为显性因素，城市的脆弱性日益加剧。不平衡不充分的城市发展不能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居民安全感越发成为衡量城市公共安全状况、体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政府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

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现状及问题，课题组进一步优化了城市公共安全感量表。指标涵盖城市自然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场所设施安全、治安安全、社会保障安全、信息安全等9项传统与非传统城市安全。并于2018年7~8月组织18队调查小组200余名师生赴全国省会城市进行大规模调查，收集全国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完成全面翔实的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报告，为我国城市公共安全发展的战略决策和学术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在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方面，昆明居首位

蓝皮书指出，根据课题组开展的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活动表明，如表20所示，在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方面，各城市2018年的公共安全感指数排名前十由高到低依次是：昆明、拉萨、贵阳、济南、西宁、福州、乌鲁木齐、南昌、南京、杭州。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越高，排名越靠前，表明该城市居民的公共安全感越高。

结合2017~2018年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及排名，其中昆明、拉萨、西宁、福州、杭州排行前列，两年排名均为前10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总体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有所提升，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

蓝皮书指出，城市公共安全是世界性问题。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往往是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交织，既有极端天气和全球变暖等世界性人类难题，也有犯罪率高、暴力冲突等社会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中央和各省份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防范，重在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感。经过对全国各省主要城市的公共安全感调查发现，2018年全国主要城市的公共安全感指数有所提升，开始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趋中”状态。所谓“两头小”，指的是排名靠前的城市在指数值上明显退步，排名靠后的城市在指数值上明显进步，在取值区间的两头都向中间收缩；“中间大”指的是不少城市的指数值都在中间，城市间的安全感差异在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初见成效，但排名靠前的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不升反降，说明当前城市公共安全的形势仍然严峻，推进城市公共安全指数迈向新的高度成为新目标。

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感相对稳定，稳中有升成为目标

蓝皮书指出，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感在蓝皮书调查中保持相对稳定，总体指数值分别为0.4957和0.4939，虽然都比2017年下降一名，但是在指数值上看都有小幅提升。

在2018年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中，大部分城市的社会治安安全感指数值都比2017年有了一定的提升，有一些城市，上升幅度非常大，昆明、乌鲁木齐分别上升了24名和20名，已经位列全国前五。连续两年排名进入前十的城市是拉萨、济南和杭州。总体而言，在调查的31个城市中，社会治安安全感的表现较好，也基本上保持稳定。

本次调查的交通安全感指数的结果显示，西宁、南京、杭州和合肥再次进入全国前十，交通安全感指数很高。一些城市交通安全感指数的进步很大，昆明、济南都较2017年上升了20名以上，昆明从2017年的0.4362上升到2018年的0.5330，排名从倒数第4跃居到全国第一，济南从2017年的0.4502上升到2018年的0.5182，从排名倒数第5跃升到全国第五。交通安全感的整体表现相对平稳，波动幅度很小。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尤其是当前，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扫黑除恶”行动，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社会治安安全和交通安全是近年来国家重点贯彻落实的安全管理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中国在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方面均表现较好，城市居民在这两个方面的安全感指数保持住相对稳定，今后的目标在于稳中有升。

提升居民安全感，政府应当抓住重点建设、促进安全信息公开

蓝皮书指出，提升居民安全感，政府还应在以下两方面着力。

第一，政府应当抓住重点领域、重点问题进行突破。首先应抓住最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安全问题进行重点整治，消除老百姓最为紧迫的安全问题。比如治安领域、食品安全领域、医疗卫生安全领域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进行严格管理。其次，应当抓住重点案件进行深入整治，构建老百姓对安全管理的信心。在治安领域应当抓住大案要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抓住不放，切实提升居民安全感。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信息对称了，人们的安全感才能切实提高。

第二，促进安全信息公开，提升居民的安全知识水平。安全感来自对安全信息的感知。如果安全信息不能及时公开，民众就会陷入安全恐慌。这就要求政府在处理城市公共安全事故时要做到公开透明，及时向大众公布进展。当前很多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发生安全事故时往往在第一时间选择隐瞒，以为公众不知道就可以减少恐慌。殊不知，公众在信息供应不充分时会更加恐慌。所谓谣言四起就是官方信息供给不及时的一种信息自生产现象，这样会反过来加大事故的负面后果。另外，由于安全知识匮乏，城市居民也会对一些新兴科技产生无知性恐慌，比如辐射问题，比如食品转基因问题，这些都会引发大规模的安全恐慌。因此政府应当向公众传达科学全面的安全知识信息。尤其是现在自媒体时代，为了赚取流量，媒体并不天然有报道真实信息的机制，而往往是取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眼球，从而导致公众陷入安全恐慌，大大降低公共安全感。因此要加强官媒的信息供给，把客观的信息及时地传递给大众。

建立完整监督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问题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问题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一，必须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全社会成员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公众的监督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要有社会责任感，同时有专业的能力去判断和识别食品安全问题，因此，要通过专业的机构对公众进行食品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这也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短板，很多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和具体的现象缺乏正确的判断和识别。今后相关权威部门应开展多种方式进行食品安全宣传（如制作一些食品安全视频、开展食品安全讲座）。提高民众的食品安全知识，了解食品安全举报方式，可让不良企业陷于“人民战争”之中，从而减少食品安全事件。

第二，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食品安全监督作用。在现代网络社会，网络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要推动相关媒体机构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治理的体系中，要充分发挥他们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优势和特长，利用相关的媒介和平台，对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和相关主体施加舆论压力，督促相关问题的解决，促进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手机和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媒体有效介入食品安全监督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和舆论条件。国家要通过相关的媒体和平台对一些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快速报道，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舆论，从而有效追究违法企业的违法行为，并对其他食品企业形成震慑与警戒作用。例如，2018年问题疫苗事件，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而形成巨大舆论，迅速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注，从而促进了问题的快速处理。

第三，有效发挥食品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的监督和约束是保障食品安全问题有效解决的重要途径。相关的行业协会要积极履行行业企业的指导性和约束性作用。要利用行业内的相关制度和规定，推动行业协会会员能够切实贯彻和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严守行业底线，切实担负起他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要强化对协会会员的风险和安全教育，通过建立和执行行业标准，明确行业内的安全底线；要组织和实施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和系统治理的相关专业培训；建立并保持行业会员与政府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强化彼此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为食品安全问题的系统治理提供数据支持；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消除不良影响,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和促进各类食品行业协会发挥约束、管制等作用,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管制工作。当前我国的食品行业协会发展还很不成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后应扶持其发展，充分发挥食品行业协会作为第三方权威机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