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在此次疫情中的沉痛教训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轻症重症患者无序涌向二级、三级医院，造成医院人满为患，陷入瘫痪，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居高不下；患者辗转于各个医院之间救治，造成了病毒的快速传播。虽然截至2019年底，武汉市家庭医生已经覆盖了人口的九分之一，但此次疫情中，家庭医生在疫情的早期发现、监测预警和疏导就医等方面基本未发挥作用。随着我市复工复产、人口大规模流动，病毒溯源和防控感染难度加大。王辰院士

判断新冠病毒可能会像流感一样长期存在。新加坡政府提出如果病毒难以完全消灭，将鼓励轻症患者去看家庭全科医生，在家休息治疗，把紧张的医院资源留给对病毒更缺乏抵抗力的人群，主要是老人、儿童和有并发症的人群，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充分说明了家庭医生在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中的重要作用。建议我市以家庭医生服务为抓手，尽快建立一套更精细化的分级诊疗、疫情防控体系，推动疫情从封闭式防控向精密式防控转变。

一、通过家庭医生加强就医引导和管理

针对疫情防控，我市建立了企事业单位疫情零申报制度，由专人负责防疫工作，但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等仍然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社区虽然实施了封闭管理，但居民与社区居委会平日缺乏联系，疫情期间也难以主动接受监管。截至2019年5月，我市家庭医生签约740余万人，总签约率达到35%，西城区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更达到94.84%。建议充分利用这些家庭医生和医疗团队资源，下沉至社区，建立以家庭医生为核心，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民警、志愿者等各方参与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以健康网格为单元，以服务换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中，覆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人口，推广智慧家医协同模式，开展一对一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和专业支持。针对患有慢性病、常见病的居民，通过家庭医生咨询问诊等方式，在诊断确定的情况下，由社区志愿者帮助配送药物或联系预约相关医疗单位就诊；针对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居民，可以由家庭医生初步咨询诊断后，帮助联系指定发热门诊就医，实现有序就医；针对居家隔离对象，实行家庭医生每日随访，提供健康状况监测、咨询服务。

二、通过家庭医生加强疫情宣传和心理疏导

李文亮“吹哨人”事件反映了民众对此次疫情应对迟缓的不满情绪，社会出现塔西佗陷阱苗头。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黄燕玲举报事件更反映了境外颠覆势力利用此次疫情攻击我体制，颜色革命活动频繁。网络谣言四起、信息纷杂，民众难以分辨，更倾向于听从医疗专业人士的判断和建议。建议通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对社区居民开展宣传教育、心理疏导和治疗，推送权威的疫情防控、卫生防疫、个人防护等科普宣传知识，消除民众的恐慌心理，减少盲目就医行为，凝聚社会共识，鼓励民众承担社会责任，协助社区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

三、加强家庭医生在公共卫生和传染病方面的培训

家庭医生团队建设主要是针对居民的健康管理，重在慢性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防治，并未更多地融入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这导致家庭医生普遍缺乏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尤其是在流行病学方面，对传染病的防控措施，时间、地区和人群的三间分布，监测预警等方面缺乏深入了解，在处理相关事件时显得力不从心。建议区级卫生健康委或社管中心，采取线上教学等方式，加大对家庭医生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使家庭医生尽快熟练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程序，配合疾控中心做好社区管理，开展入户调查、核实、医学观察和排查病患等，把疫情防控和健康管 理紧密结合起来。

四、着力扩大家庭医生服务资源供给

我市家庭医生服务资源紧张，家庭医生团队少则服务居民1000余人，多则服务3000至4000人。在当前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要尽可能地调动各方面医疗资源，充实到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中，建议动员退休专科医生，让其参与到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中，大力推动符合条件的个人诊所、门诊部、民营社区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开展家庭医生服务，完善家庭医生制度与紧密型医联体协同机制，落实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双向转诊制度，使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疫情防控的“网底”。

五、完善家庭医生激励机制

家庭医生战斗在疫情第一线，工作任务繁重，但长期以来，由于社区实行绩效工资总额控制，对家庭医生缺乏有效激励。建议尽快建立家庭医生服务专项经费，纳入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之中，综合平衡社区与二、三级医疗机构绩效工资关系。完善家庭医生制度与医保报销制度联动机制，调动民众和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借鉴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家庭医生工作补贴标准，综合考虑服务居民的年龄、数量和服务质量等因素，建立家庭医生绩效考核奖励机制。给予家庭医生优先外出深造、参加培训等机会，并在职称、职务等晋升上给予政策倾斜，引导家庭医生主动提供优质服务。

（作者系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 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