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民在自己为抗战殉国的战友立的纪念碑前行军礼。戚辉摄

佩戴军功章的戴小山。戚辉摄

百年锐于千载，初心照耀征程。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中华儿女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每一位老兵身上都铭刻着永不磨灭的民族精神。

从2014年开始，河北省唐山市摄影师戚辉发起的“永不褪色的记忆”寻访冀东八路军老战士公益摄影活动一直受到媒体和社会关注。7年多时间，在冀东抗日老兵后代董晨等公益人士的支持下，戚辉自费驾车行程5万余

公里，拍摄了212名冀东八路军老战士。

“我镜头前的英雄，不是将军，也不是元帅；在户籍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农民。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他们‘重如泰山’，值得铭记。”戚辉表示，他的初衷是为了给社会留下真实的影像和文字史料，也让老兵们在有生之年感受到社会的关注与尊重。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戚辉讲述了几位老兵的故事。

八路军译电员陈振民：少年时期就负责传递情报

1942年，刚满13岁的陈振民加入八路军，成为儿童团一名情报传递员。抗日时期，他所在的唐山市靳家庄被日寇占领。一次执行任务时，陈振民和队友两人不幸被伪警察逮捕。到了半夜，陈振民借上厕所之机逃出，可没多久，又被巡夜的日寇发现，只得往有路障的方向跑。“路障虽然有带铁丝的大木桩子，但能起到阻止敌人追击的作用。”他说。

用手拨开铁丝穿过后，两人的衣服和皮肤被刮得血淋淋，不过总算逃出日寇的魔爪。“这样的经历太多，敌人封锁十分严密，稍不注意就会有生命危险。”陈振民说。

由于乡镇都被日寇占领，所以八路军只能在县郊地区成立抗日民主政府。陈振民一向聪慧机灵，且多次完成组织给予的任务，很快被升任为玉蓟宝联合县儿童团团长，但也因此受到日寇的重点关注，被日伪军追捕。

为了保护陈振民，当地党组织决定让其转移到第五专署机关。

此时，县城及周边都被日寇占领，公路两侧均挖了深沟。白天黑夜都有伪军和征用的民夫沿线巡逻，一有风吹草动，日寇会立刻赶到。所以转移任务非常艰难，需由不同转运站和交通站的同志接力负责，一些打入伪军内部的同志也想尽办法予以协助。

在池家屯一位村民家暂避时，老乡的举动让陈振民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回想起来还满含热泪：“当时他们把家里仅有的一块白面做成面饼，说我这么小就出来打鬼子，功劳大，非要让我吃。我当时就感动得哭了。”

抵达第五专署机关没多久，陈振民就随冀东主力部队之一的11团到前线参加战斗。那年他刚满16岁，也在这一年，陈振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振民参加过的几次战役中，胡家楼、板桥村一战最让他难以忘怀。1944年秋季，11团从玉田出发，半夜刚到胡家楼、板桥村一带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原来我们过大安镇时就被发现，敌人增派了4000多兵力，将11团300多人团团包围。”陈振民回忆说。

经过激烈的战斗，战友们成功突破了敌军封锁线。陈振民也在战斗中负伤，所幸背包为他挡住了子弹，捡回一条命。

此后，陈振民加入机要处学习解码、编码，从事译电员工作。由于机要工作的重要性，有时上级会派一支部队保护几名机要同志。陈振民介绍说：“随军战斗时，我们都处于队伍最中心。每人发一把小手枪、几颗子弹，以防万一落入敌人手中就自行解决。”

战争结束回到家乡后的陈振民，除了耳朵有些背，身体十分健康。“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希望老兵们的故事被人熟知，也希望越来越多年轻人把我党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陈振民说。

八路军战士戴小山：曾与“十大元帅”握手合影

回忆童年经历，1931年出生的戴小山眼圈有些红：“我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参加了‘冀东大暴动’，后因暴动失败，他们全死在了日军的屠刀下。”

那一年戴小山刚满6岁，被送到唐山市原滦县城内的外祖父家。“我姥姥、姥爷都是60多岁的人，老俩口每天起早贪黑靠担水卖水维生，日子过得非常贫苦。”戴小山说，此后，自己就和姥姥、姥爷在一起相依为命。

1939年的一个早上，戴小山姥爷被日寇抓去修炮楼。“老人家饿着肚子哪有精神干活呀。”他叹口气说，“日本兵见我姥爷干活太慢，就拿起皮鞭狠狠抽打起来。姥爷是个很有血性的人，他瞪大眼睛，举起铁锹就朝日寇脑袋打了过去。”

这个举动把日本兵吓傻了，在身上重重挨了一铁锹后，他撒腿就跑。不一会，10多个日寇蜂拥而至恶狠狠地用刺刀将戴小山姥爷活活捅死。

祸不单行，没几天，戴小山的姥姥又被日寇的军犬咬伤腿，由于没钱医治，老人不久因为伤口感染而死。

之后，无依无靠的戴小山被地下党组织发现并救助。13岁时，戴小山参加了山东胶东地区许世友司令员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武工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回忆起抗日故事，戴小山说：“1944年初秋，我和小战友们在河边洗澡，对岸有一个日本兵，看小孩洗澡好玩就走了过来。我们发现他只有一个人，便假装做游戏围着他闹腾。等日本兵放松了警惕，我们一起用稀泥砸向他的眼睛，顺势抢了枪，把他俘虏了。”说到这里，戴小山脸上流出了欣慰的笑容，自豪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曾多次负过伤、流过血，也多次立过战功，当过战斗英雄，并因此和‘十大元帅’握手合影，这是我心中的最大奖赏和最高荣誉。”戴小山说，“在旧社会，我所吃过的苦，人间少有；我所受过的罪，世上罕见。所以，我把这些往事都写进了回忆录，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公布于世、警示后人，让我们的年轻人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以后再也不被别人欺负！”

八路军卫生员吴邦：革命家庭传承红色血脉

1927年，吴邦出生于河北丰润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王怀第在北京求学时，受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关怀和影响，毅然投身革命。吴邦的居所也是掩护革命人士的堡垒户，冀东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曾在他家养伤。

吴邦原名王俊仕，谈到更名还有这么一段往事。1941年1月25日晚，驻唐山、丰润、滦县等16个据点的3000多名日军、1000多名伪军在潘家峪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晋察冀边区前线记者雷烨拍下了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照片，记录了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暴行。当时雷烨就住在“小俊仕”家，报道是在他家地窖里写的。雷烨非常喜欢聪明勇敢的“小俊仕”，给他讲革命道理，教他唱抗战歌曲，还给他起了一个化名吴邦。

1941年麦收季节，吴邦配合地下党打死了一名经常祸害百姓的日军翻译官，但也因此暴露了身份，于是年仅14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吴邦先在宣传科工作，后被派到冀东军区12团卫生队，成了一名卫生员。

作为卫生员，吴邦不仅要救助伤员，还要负责12团及冀东部队其它团的药物供应。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八路军的药品及医用器材极度匮乏，吴邦经常单枪匹马去采购相关物资。

“在敌占区购买药品的数量有限，且领取过程非常危险。”吴邦回忆说，“一次，卫生队长苏巩与卫生队药材科的同志，在抚宁县薛家峪取完药后遇敌壮烈牺牲。”

为了解决部队对药品的需求，卫生队成立了制药组自制中药。司药长王仁杰、司药吴邦先后带领12名成员，在卢龙县和昌黎县的大山窝里研制中药制剂，这些药品救助了不少八路军官兵。

解放战争中，吴邦随冀东部队出关，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锦州和平津战役解放天津的战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吴邦被任命为46军136师406团后勤处副处长兼卫生队队长，随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

1983年离休后的吴邦，回忆起往事总是感慨万千：“我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感到光荣，我一生中最正确的事就是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 中国城市报 》（ 2022年02月14日  第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