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阆中市古城街道上游人如织。中新社发王玉贵摄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走过40个春秋，如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已达到141座，各省区市也相继构建完善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名城群落。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在博物馆里被集中展示，也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被展现和传承。

曾经的斑驳历史印迹，如今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如何做好新时代城乡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工作，不断提升历史文化名城遗址的保护传承实效？

在近日举行的“传承与创新·清华与名城四十周年”论坛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的专家齐聚一堂，回溯名城40年工作历程与成就，研讨应对未来挑战的措施路径。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深入发掘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将那些在岁月中伫立了千百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创新改造古城焕发新颜

提起江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吉安市下辖的永新县，人们首先会想到它的红色基因：“三湾改编”发生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这里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却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遇到了发展瓶颈。古城发展动能不足、空间环境亟待改善、青壮年人口流失……一系列“成长的烦恼”困扰着永新。

改变，从“重见永新——古城再生计划”开始。2019年，众多建筑规划领域的大师组建“大师工作营”，将策划、规划、景观、建筑、文化、产业、运营等要素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以“面对面”的方式整体性勾勒发展蓝图。

不同于传统“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改造，永新的做法是“针灸式”改造，即通过在特定的区域内以“点式切入”的方式来进行小规模的改造，从而触发周边环境的变化。

社区办公楼转换为永新古城美食文化新地标、昔日垃圾场变身网红游客中心、废弃的蚊香厂被改造成永新非遗文化新窗口……如今，这样的案例在永新古城随处可见。

史斌华生在永新、长在永新，高考后被武汉大学录取，学习航天相关专业。本是个航天人才，但在“重见永新”古城再生计划的感染下，史斌华回到家乡，在老街上开了家奶茶店。“我们的奶茶从视觉包装到用料配置都体现红色主题，目的为讲述永新故事、弘扬红色文化。开这家店也是为了打造创业青年经验交流的聚集地，以此吸引更多人返乡创业。”史斌华说。

古城新生后，年轻人归来创业的故事在永新不断上演。

永新通过挖掘传统营城智慧，探索出一条普通县城实施城市更新、传承历史文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它的例子也印证着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根脉的重要性。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不仅在各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村落保护上也交出了亮眼成绩单：799个镇村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6819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并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应加大名城保护专项资金投入

7月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四川阆中，风光秀丽，活力四射。嘉陵江水绕城而过，绿树红花点缀着街巷院落。

回望历史，这里历代均为郡、州、府、道治所，唐代诗人杜甫在这里留下了“阆州城南天下稀”的千古名句。2300年的历史积淀，春节、风水、三国、科举等多种文化勃兴，夯实了这座城市的人文根脉和文化基石。

立足当下，这座千年古城正在文化的浸润中，借旅游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曾在1998年到阆中调研。他回忆称，1998年9月，阆中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内环线拓宽改造的通知，要拆除17条均位于古城核心保护区内的古街。“政府鼓励开发商来开发，并且已经做了滨江路的拓宽改造，但这些改造破坏了城和嘉陵江水之间的关联。”张广汉说。

如果不让开发商参与，资金就没有了着落；保护资金不到位，很多工作就难以开展。

“从1997年开始，国家设立了名城保护专项资金。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会同原建设部以及国家文物局，每年各投1500万元用于名城中历史文化街区风貌整治和基础设施改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张广汉表示。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山西平遥、浙江绍兴、福建漳州等地利用上述资金启动保护了文化遗产资源，形成经济增长的亮点。一些名城也由此获得了联合国人居环境奖，提高了我国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地位。阆中也是该专项资金的受益者。张广汉介绍，后来阆中采取了政府、社会投入和个人、单位筹资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资金问题。

政府资金投入后，带动了私人投资——在街巷基础设施改善上，阆中居民自己可以投资修缮自己的房屋；同时阆中在古城保护和管理制度当中对居民的修缮也有一定的奖励补贴，虽然不多，但是调动了当地人修建自己房屋的积极性。修缮完成后，居民一方面可以自己居住，另一方面也能结合旅游的发展做一些民宿或者茶馆项目，增加个人收入。

“国家名城保护资金长期资助形成了良性循环，引起了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对于名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风貌的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张广汉呼吁，加大名城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并且形成法规制度以保障实施。

建立保护传承体系是一个新的阶段

“40年来，名城保护制度日臻完善，保护理念与时俱进，保护力量不断创新，保护对象不断扩充，保护经验日趋丰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保军说。

不过，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名城保护仍然在路上。新的历史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也有了新的课题。

“在相关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思想认识有偏差、保护内容碎片化、保护方法不科学、活化利用不充分、监督管理欠力度的问题。”杨保军直指痛点，并建议在未来工作中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核心任务，聚焦重点工作，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保护传承体系，谱写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事业的新篇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也同样提到，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一个新的阶段。他表示，在完整保护各类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建设要通过对所辖行政区划内全部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讲好中国故事，激发人民的文化自信，促进优秀文化传承和当代创新。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谈道，要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立监测评估预警系统，划定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线并将其纳入“一张图”；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底线管理，研究出台相关土地管理政策，推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要靠制度的建设、空间治理的现代化来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问题，真正迈向未来。”张兵说。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总工程师沈磊建议，在技术和行政决策相互支撑的“总师模式”引领下，形成从古城保护走向城市整体、从抽象文脉走向空间载体、从原真保护走向真实体现的名城保护三大方法体系。以“总师模式”作为重要的机制保障，推动城市整体保护与复杂技术运作，可以进一步弘扬文化自信，促使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

谈到名城保护面临的挑战与未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工业遗产学部主任刘伯英指出，工业遗产对城市的演变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可作为城市的重要价值特色去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建议将工业遗产纳入名城保护体系，编制专项保护规划，并梳理与其他保护要素之间的关系。

《 中国城市报 》（ 2022年07月11日  第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