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世界肝炎日，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里程碑式报告——《全球肝癌防治策略和行动计划》。这是该杂志创刊202年以来，针对全球性重大疾病挑战，首次由中国专家牵头，联合日本、韩国、美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及地区的51位权威专家共同制订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报告。

肝癌，以其潜伏期长、早期症状隐匿的“沉默杀手”特性，正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严峻挑战。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新发肝癌病例87万，死亡病例76万，其中约43%发生在中国。相关数据显示，若不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预计到2050年，全球肝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将分别达到152万和137万。

面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亟须权威防控纲领。而上述这份由中国专家领衔制定的报告，首次提出“60%肝癌病例可预防”的结论，并揭示代谢性肝病正快速崛起成为肝癌新威胁。

日前，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这一重大报告的4位核心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周俭，以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胆肿瘤与肝移植外科副主任孙惠川、主任医师徐泱，围绕肝癌防治等相关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中国城市报：作为首份由中国专家牵头刊发的《柳叶刀》委员会报告，您认为其最突出的创新点是什么？对全球肝癌防治格局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樊嘉：本报告系统总结了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全球最佳实践，围绕流行病学、病因防控、早诊、病理影像、治疗及伦理等议题深入研讨；首次将全球癌症登记数据与疾病预测模型整合，科学量化了代谢性肝病对肝癌未来防治格局的冲击，最终达成这份具有全球视野和前瞻性的共识。

报告的价值不仅在于“60%肝癌病例可预防”的结论，更在于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提供了循证可行的行动蓝图。

报告制定了肝癌三级防控体系：在预防前线，要求各国强制乙肝疫苗接种和治疗丙肝，推行“糖税”、提高酒类产品价格及健康警示标签；在筛查层面，将肝纤维化筛查纳入糖尿病与肥胖人群常规体检；推广无创检测手段，降低筛查门槛和成本；在治疗端则强调诊疗公平性，缩小国家与地区间药物可及性差距，将姑息治疗纳入肝癌管理全过程，以提升病人生活质量。

预防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每一个防治政策的制定都关乎生命之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确保将疫苗接种、筛查与公平治疗覆盖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群。

中国城市报：这份报告不仅涵盖了中国经验，也凝聚了全球智慧。其中整合了哪些国家的肝癌防治经验？这些经验对促进国际合作有何价值？

周俭：在这一报告中，我们重点给出了3个典型范例，例如意大利在丙肝防控上的成效，即约1.0%—1.5%的意大利人感染丙肝，通过政府主导的国家级筛查项目、将筛查整合进常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诊断、治疗和随访的全民可及与全额保障，包括政府、医疗机构、行业和社会组织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合作机制等。现在意大利抗丙肝病毒药物治疗对丙肝的治愈率超过95%，丙肝相关死亡率低于65%。

日本在肝癌普查防治方面则更为成功。其通过设立全国性筛查项目，免费常规化地开展病毒性肝炎筛查，同时加强对公众和医生的健康教育，由学术团体、政府与患者组织共同推动，包括全额医保覆盖肝炎的治疗等，对肝癌的防治产生了显著成效——肝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覆盖率超过80%，检测出的肝癌患者中68%为单发病灶，53%的病灶直径不超过3厘米；所有分期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已从1980年的5%提高至2013年的58%。

埃及在肝炎防控上的举措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借鉴意义。埃及曾是全球丙肝感染率最高的国家，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中期。由于使用未消毒的注射器或重复使用注射器，丙肝在埃及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扩散，到21世纪初，埃及全国丙肝感染率接近15%，进而引发肝癌发病率显著上升。在这一情况下，埃及政府于2006年成立国家病毒性肝炎控制委员会，制订并实施全国丙肝防控战略，包括全民筛查与宣传教育、建立专科治疗中心、强化医疗体系能力，特别是成立了全球最强直接抗病毒药物（DAA）治疗计划，积极开展国际谈判以降低药价，此外还大规模推动生产国产仿制药。通过建立全球最大丙肝治疗项目，埃及国内病肝治愈率超过90%。

中国城市报：此次报告中纳入了中国在肝癌防治领域的相关经验，请具体介绍一下中国在肝癌防治方面形成的特色经验？

徐泱：江苏省启东市的肝癌综合防控经验可以说为世界肝癌综合防控提供了成功的样板。中国占据全球超过40%的肝癌病例，发病率呈现出明显地域差异。启东市曾是全国肝癌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但过去几十年来，当地通过系统识别风险因素、实施综合干预，取得了显著的肝癌防控成效，成为全球高发地区控制肝癌的成功典范。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发现，启东市肝癌高发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叠加：一是乙肝病毒感染；二是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玉米摄入；三是饮用水中化学污染和蓝藻毒素；四是微量元素硒缺乏等。研究表明，乙肝感染与黄曲霉毒素暴露的协同作用，可使罹患肝癌的风险增加至单纯乙肝感染导致肝癌的8倍。

面对多重病因，启东市启动源头治理，从“吃什么”“喝什么”入手，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干预措施，如乙肝疫苗接种优先试点，1983年启东市成为中国最早开展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的地区之一，领先全国20年；调整主食结构，通过健康宣教与粮食结构调整，农村居民主食由诱发肝癌高风险的玉米逐步转为大米，以玉米为主食的家庭占比由上世纪70年代的广泛普遍下降至1998年的9%以下；普及安全饮水，2000年起，自来水铺设率持续提升，显著降低水源污染相关风险；建设筛查机制，自2005年起，启东市被纳入中国首批政府资助的癌症筛查项目，对乙肝阳性高危人群定期开展AFP检测（即甲胎蛋白检测）和B超筛查。

经过近50年的持续努力，启东地区肝癌控制取得重大成效：男性肝癌死亡率从1972—1981年的91.1/10万下降至2012—2021年的44.3/10万；女性死亡率从26.3/10万下降至16.2/10万；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实现质的飞跃，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仅2.5%跃升至近些年的30.8%。“启东经验”的全球借鉴意义在于，系统识别多源风险、构建多层次防控体系、推动行为与环境改善，是实现肝癌可防可控的关键路径。尤其在气候变化可能加剧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背景下，启东的成功经验对非洲、东南亚等肝癌高风险地区具有广泛参考价值。

中国城市报：此次报告中也提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在肝癌诊疗方面的经验，请分享一些特色做法。

孙惠川：本次报告中，我们首次向国际公布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从1958年到2020年连续62年、覆盖26713例患者的肝癌手术随访数据，为目前全球最大规模、最长周期的肝癌外科长期生存分析做基础研究依据。通过对26713例肝癌切除手术进行临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肝癌患者的术后生存率持续显著提高，显示了诊疗水平、早诊早治及围手术期管理的全面进步。术后5年与10年生存率从1958—1980年期间的10.1%和7.3%，提升至2011—2020年期间的70.7%和57.8%。生存率显著提高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早诊早治，以AFP+B超筛查模式，对乙肝、肝硬化等高危人群定期筛查，使得肝癌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比率显著增加，肿瘤平均最大直径逐步下降，从1958—1980年的10.0厘米缩小至2011—2020年的4.0厘米，反映出筛查和早期发现能力的显著提升；二是围手术期安全性显著改善，1年内死亡率从2001—2005年的42.2%下降至2016—2020年的17.2%；三是治疗规范化与MDT（即多学科诊疗模式）多学科管理推动长期生存；四是规则地对肝癌患者进行长期随访，推动早期发现复发，显著提高术后复发病人生存率；五是系统治疗，如采取靶向、免疫治疗和局部加系统综合治疗等方式，以及借助微创外科、机器人辅助、肝移植、ALPPS（即两阶段肝切除手术）等外科技术，取得长足进步。这些结果表明，肝癌外科治疗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延长生存，更为患者争取到了“长期带瘤共存”与“高质量生活”的可能。

《中国城市报》（2025年08月18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