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北京市召开全市街道工作会议,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求进一步形成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首善标准建设“文明、活力、宜居、平安”街道。由此拉开了首都深化街道机制体制改革的帷幕,引发舆论关注。

这并非孤例。上海、深圳、沈阳、合肥等多地也高度重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鼓励支持街道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深化街道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群众诉求提高,深层积弊增多,原有治理模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基层无人无权无物”等问题接踵而至,致使街道处于“有心治理,无处发力”“腰来腿不来,腿来腰不来”沉疴难返的被动局面。职能与定位不清晰、能力与任务不对等、责任与权力不匹配等问题显得愈发刺眼,以至于街道难以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等主责主业,居民因而颇多怨言。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买菜、看病、养老、入学难、停车贵、交通堵等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频发,特别是各地处于谋求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关口节点,如何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当好市民的贴心人,让群众找得到人、办得了事;如何汇聚各方资源和力量,齐心协力解决好群众需求热点、治理痛点问题,形势紧迫,刻不容缓。

以北京市为例,各区开展以“来没来,干没干,干得好不好”为特征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作为“一号改革课题”,凸显街乡地位和作用,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得到了中央深改委会议肯定。在该机制下,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关停玲珑路西郊铁路早市,整治岭南路交通秩序,开展八宝庄拆违腾退战,实效显著。东城区“大部制”改革全面推进,在街道构建“六办一委一队四中心”机制。西城区则为“一中心七大部”,深化全响应工作机制,打造服务型、效能型街道。

上海市杨浦区作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区和传统居住区,围绕“基层有活力、管理出实效、群众得实惠”目标,率先剥离街道招商引资职能,把街道定位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政府服务群众的窗口、派驻机构实施城市综合管理的总调度。合肥市则提出坚持权限下放精准化,既要给基层下达“过河”任务,又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使基层事情有人办、权力能行使、财物有保障。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历史性契机大幕开启之后,如今,多地深化街道改革步入实操阶段。改革开始在街道层面压茬推进,全面铺开。

可以说,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对于解决基层问题、激发基层活力、夯实城市管理基础,意义重大。在一定层面上说,它是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先手棋,是牵引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变化的“牛鼻子”,是城市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是有效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有力举措。

综观深化街道改革的城市,“赋权、下沉、增效”是重心。调整优化街道机构,扁平化设置是核心。重心下移、职能下沉、资源下放成为主要目标。权责匹配、费随事转、专干不单干、分工不分家等理念成为重要遵循。

虽说,深化街道改革方兴未艾、蔚然成风,但过程并非一马平川、一蹴而就。基层能真正“接得住”“做得好”,需要加快人才储备、末梢监管等配套建设,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变形走样等问题进行实时纠偏。

我们应认识到,深化街道改革是一项长期系统工作,需要各方协同配合。唯有如此,才能为城市治理夯实基础,激发动能,释放活力,赢得未来。

《 中国城市报 》( 2019年02月25日   第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