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自己为何会成为文学青年，继而成为“文学中老年”？可能缘起于童年的那些个冬天。那是上世纪70年代，每到冬天夜晚，我们全家人常围着一个煤球炉坐着，爷爷奶奶会聊起从前的那些事，几个冬天下来，我的脑子里就载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那时的煤球炉里烧的不仅是煤球，也有方形的煤饼。比我们晚几年出生的人，许多就没见过煤饼。无论煤球、煤饼，都有渣。没有哪家人舍得将煤渣扔掉，他们会给其中掺水，然后捏成奇形怪状的自制煤球，放进煤球炉发挥余热。

人们聊天会消耗一些体能，容易饿，便常常在煤球炉上架上一把火钳。火钳上面躺着一条中间被切开的年糕，年糕肚里被塞入了白糖。这种烤糖年糕，就是我们冬日里的最佳美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从上海到了武汉，发现冬天夜晚围着煤球炉聊天，依然是大多数人家驱寒的标配。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煤球炉里填塞的已经是蜂窝煤了。大家聊天依然容易饿，炉子上依然会被架上一把火钳，火钳上躺着苕（红薯）。至今烤苕依然是街头美食，并没有过时。

煤在那些没有空调的冬天，与电一样属于生活必需品。所以，那时候在国营煤店上班，可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无论白领、蓝领，都有求于他们“黑领”。我伯母在煤店工作大半生，以煤会友，结交了各行各业的朋友。从介绍对象到找人帮忙搬家，乃至招生、招工，她都能找到关系帮到忙，俨然一个煤店“阿庆嫂”。

在关于围炉烤火的记忆中，“刺啦”这个象声词总是萦绕耳边。因为人的脚最容易冷，所以大家都经常脱鞋烤脚，一不留神，袜子就会被烫个洞。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父母便会心痛半个月，反复数落我们，怪我们破财。有些邻家孩子的父母却不以为意，一笑了之。记得邻居大宝他爹鞋底藏着的两张10元大钞，在一次烤火时不慎被烧，他们一家子却一点没懊悔，哈哈一笑，当作生活的插曲。要知道那年月，20元可是一个中年技工半月的工资。

后来大宝他爹下海经商，成了家属区里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之一。而大宝作为富二代，事业经营得也不错，如今公司已经由他的儿子接管了。回想那时烤火，同样“刺啦”一声，我们损失了一双旧袜子，全家沉浸在负面情绪中；人家损失一双鞋外加20元，却付之一笑。我从此事细琢磨：两家格局大不一样，我们做不到“拿得起放得下”，就只能安安分分过“燕雀”的小日子，也不必去眼馋有魄力的“鸿鹄”的风光。

如今煤球炉早已成为文物，虽然我们这座城市并没有集中供暖，但空调、地暖、墙暖遍布，大家的取暖方式丰富多样。侄儿曾问过我一个技术问题：“你们那时候住房那么小，冬天在密闭房子里用煤球炉烤火，为什么没有煤气中毒？”这个问题我父母都回答不起来，幸亏我记性好。我记得那时的门缝很宽，下面甚至可以塞一本《红楼梦》进来，是否有人在门外偷听，屋里的人看门缝下有没有阴影就能判断出来。所以，窗户即便被关得严严实实，屋内依然四处透风，这种环境里，一氧化碳浓度自然不会太高。如今，人们如果在室内用木炭烤火，须得十分小心……时过境迁矣。

《 中国城市报 》（ 2020年12月07日  第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