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关村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院长马一德：

加速培育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动能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科技创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科技创新优势，着力深化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创新城市群和产业共同体，加速发展未来产业集群，为壮大新动能构筑创新型产业体系。

近年来,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升了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实现了智能决策和动态优化，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并实现大规模定制。智能制造已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未来趋势。因此，建议：

在政府层面，深度融合城市群大数据和互联网大数据、跨媒体智能等新技术,构建机器学习所需的工业大数据库,引导资本和人才向先进制造业流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

在企业层面,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渗入技术装备产品的设计、生产，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探索形成全新的生产模式和服务模式;变革职业教育体系,按照智能工厂所需的新技能，培养具备机器智能应用能力的新型劳动者。

新动能的增长领域与文创产业高度重叠，科技的颠覆性创新会让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发掘京津冀历史文化底蕴，有助于发展壮大区域经济的新动能。

建议推动京津冀现有文创功能区提质升级，实现文化与科技资源的双向融合，以发展文创产业集群为抓手，统筹规划京津冀文创产业园区、特色小镇、文创产业，引导以研发和运用新锐科技的科技文化企业成为文化市场的引领者，鼓励中关村等优势科技园区的科技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拥有原创品牌、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骨干文化创意企业和集团；建立以版权收入为核心的企业盈利模式，使原创内容发挥品牌增值效应，激发文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促进优秀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鼓励对艺术品、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提高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数字创意在公共管理、电子商务、医疗卫生、教育旅游、“三农”等领域中的集成应用，培育新产品新服务交互融合的新业态。

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更加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有发达的制造业，还要有高效、便捷的现代服务业。

因此，建议推动京津冀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北京可以将其疏解的现代服务业移入天津、河北,天津、河北统筹谋划承接北京现代服务业，建设一批专业性现代服务业平台和“两业”融合的平台载体，借助移入的产业,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措施优化产业结构。在未来产业集群内，搭建研发设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金融、商贸、物流、咨询、会展等服务平台，围绕未来产业集群构建区域服务体系，促使企业共享信息和知识资源，形成产业共生、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丽芬：

引导纺织行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

近年来，我国纺织业全球布局速度不断加快，2010-2019年行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1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为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新平台，也为纺织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合作带来了新契机。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世界地缘政治风险和经贸风险越发不可忽视，给纺织企业和纺织产业资本未来可持续的海外布局带来较大风险与挑战。为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全球化资源配置，大力提升国际化抗风险经营能力显得非常迫切，需要国家相关政策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对纺织行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引导。

目前，许多“一带一路”沿线的澜湄流域国家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将纺织服装列为优先发展的民生产业，欢迎我国纺织企业投资建厂，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

对此，建议相关部门制定“一带一路”制造业合作先行先试鼓励目录，从政府层面加强与上述国家在纺织产业领域的沟通与合作，通过设置政府间合作项目或设立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在上述地区进行以我国为主的纺织产业链合作。

当前，国内一批骨干纺织企业集团以生产力跨国布局和全球优质资源配置为对外投资发展的双主线，深入融入全球纺织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体系，国际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对此，建议政府部门出台相关鼓励和引导政策，进一步支持纺织企业通过股权并购、资产收购等方式，主动掌控和整合全球纤维时尚产业的原料、品牌、研发和市场渠道资源，与国内产业链形成协调互动格局，提升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同时，建议国家支持纺织企业在“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及北部湾临港区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带动、培育新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更好促进我国与东盟区域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紧密合作。

此外，为进一步巩固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地位，建议政府鼓励纺织服装生产、贸易企业在传统贸易方式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探索贸易新模式。同时，鼓励企业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地在海外建立类似中国柯桥、义乌、虎门等具代表性的纺织产业集散地，集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的贸易渠道资源，打造海外影响力，在全球产业中站稳一席之地。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

尽快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

家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三大支柱之一，相比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家庭教育多是靠自发进行，缺乏有效的规范、指导和监督。在现实家庭生活中，一些家长责任缺失、监管不力，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的生存发展。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家长缺乏有效制约，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难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此外，家庭教育机构管理不够规范，服务市场混乱，服务队伍专业素质也有待提升。

我认为现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时机成熟。全国妇联、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网络，依托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儿童之家、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活动阵地，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城市社区达到90％，农村社区（村）达到80％。在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家长学校，城市学校建校率达到90％，农村学校达到80％。确保中小学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家庭教育指导和1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幼儿园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家庭教育指导和2次亲子实践活动，中等职业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在家庭教育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山西省临汾市开展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全国试点，探索了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新路子。山西省城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建校率达98%，省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已成立。全省有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机构300个。

依据宪法、教育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反家庭暴力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的法律框架共七章四十三条，包括总则、家庭实施、政府推进、学校指导、社会参与、法律责任和附则。该法明确家庭教育的范围、原则和内容﹔分层次设置家庭教育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细化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义务﹔突出政府对家庭教育的保障作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规定对困境儿童的特别促进措施﹔规定国家机关、有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志愿者等参与家庭教育的各项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财经大学校长方明：

加大对西部地方高校基本

办学条件政府债券资金支持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招生计划不断增长，教育部五年一轮的教学水平评估“达标压力”，使得各地方，特别是西部地方高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学设施不足、食宿设施紧张等问题愈发突出。

西部省区属于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短缺，微薄的财力只能保工资保运转，难以保障地方高校办学经费的投入和到位，导致办学经费紧张，债务风险剧增，财务风险上升，严重威胁到地方高校财务安全，造成高等教育发展进一步失衡。

以往西部地方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自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文件发布，对于高校来说，基础建设融资渠道受限，想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进行基础建设融资已不可能。

2015年到2018年财政部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和发行制度进行规范，制定了标准化发行流程，鼓励试点发行，地方政府被赋予了自主举债职能。高校专项债券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的一个细分品种，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支持地方高校基础条件建设最合规、最方便的融资手段。

但是，从已发行政府债券的相关省份情况看，由于财政部对各地发行政府债券严格实行限额管理，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并且地方政府债券中教育专项债券数额极少、大多缺失，借助政府债券的方式进行高校融资建设难度很大。

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我建议，要出台、修订和完善相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办法。要明确规定，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对地方高校基本办学条件资金的支持，确保地方高校专项债券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应占一定的比例。

针对基建项目审批环节多、建设周期较长等特点，应适度减少政府专项债券审批条件限制，并适度延长政府专项债券的支付时限。同时，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中对西部高校办学基本条件建设和改善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