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更切合宏大叙事和意境表现的文学体裁、以更加形象化的艺术手法再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凌辱而后奋起抗争的悲壮历史，既是检验一个作家综合知识素养的时代命题，又是审视一个作家道义和良知承载的使命原点。

冬至的凛冽将四季最为寒冷的日子推向极限，同时也把微微暖意的新春气息带给大地。在晋西北革命老区，我们专访了著名乡土作家谢连繁先生。老谢还是一副乡土人的装扮，但他精神矍铄，才思泉涌，虽是花甲有加的年龄，依旧兴致勃发，经文维武。前不久，他的《西口情韵》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受到社会各界的点赞和高评，这次交给出版社审阅的书稿是他耗费十年心血创作的五十一章、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边关烽火》，这是一部进入修改流程、传递红色文化时代精神的大作。

氤氲茶韵的氛围中，我们之间的交流畅通顺达，沟通自然。

夜深人静，谢连繁在斗室内酝酿创作长篇小说《边关烽火》。

问：酝酿和创作一部红色文化主题的长篇小说确实不容易，作品表现的是晋绥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那段峥嵘岁月，您是如何将作品中的逻辑关系、史料缕析、人物关系、民族情感等多要素从凌乱无序状态完成有序整合的？

谢连繁：创作初始，迷惘与困惑交织在一起，各种要素非常复杂，确实使我如坠十里云雾，我必须找到情感的出处。于是多次以最深切的崇敬心情瞻仰“松涛园”烈士陵园、西柏坡革命胜地、延安窑洞、大同万人坑等不同场景，努力用情境的感染调度我的创作灵感。有一次我在脱帽为烈士墓碑前默哀三分钟后，泪飞顿作，诗情蓬勃，于是洒泪作诗一首，题目叫《忠魂》，现在还记着。“回壁峦峰鸟传声，松杨柳柏草缠藤。青山掩骨英雄魄，石刻碑文忆峥嵘。义胆忠肝遵马列，出生入死敬毛公。一觞酹酒浇热土，笔墨丹心谱斯功。”当我在雁门关、北京慕田峪、河北张家口、晋西北右玉、左云、河曲等地登上长城远眺时，更是遐思万千，往昔晋察冀、晋绥大地的历史烟波，让我似乎听到铁蹄金鼓的寥远，忽增沙场鏖战、腥风血雨之想象；当我极目墩台沿山、古长城蜿蜒，黄土高原峰峦对峙时，顿觉文思泉涌。边关烽火昔日的弹痕浓缩着铁马冰河的过往，使我茅塞顿开、幡然醒悟了，我真的感悟到了一种内心的冲动。

学而思方不殆。在困惑和犹疑中，我开始大量查阅有关晋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纪实史料，思考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绵延中为什么会在近代跌入低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盖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是什么，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与影响力如何表达，对于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进行透析？多年的史料考证开阔了我的视野，点燃了我创作红色文化的情怀，我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心底积淀的民族精神、革命理想、道德修养不断地涌现出来，成为我日后废寝忘食的源动力。

问：文学创作需要灵感，这种灵感就是有一种突然的冲动，需要你倾听曾经血染的土地上的脉搏跳动，您有这种感受吗？

谢连繁：是的，没有这种冲动，那有《边关烽火》的初稿。波澜壮阔的吟诵民族铿锵的旋律，振耳发聩的呐喊声呼出雄伟磅礴的气势，灵魂升腾与故土的历史脉搏渐渐融合为一体。这时，我的心律加快、血脉贲张、精神振奋。年青的时候立志著书立说的念头历久弥新。于是，浓厚的乡土气息，层出不穷的英雄便成为我急切表达的追求。不断地循序渐进，使我更快、更好、更准确地把握历史脉搏，从而提升时间空间内的开篇布局和把控能力，以及行文中的驾驭技巧。在此基础上，最接近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新颖、独特的创作方法给读者一个全新的心理感受和独特的艺术享受，让大家在陶醉于艺术绵廊中，领略红色年代的特质，品味艺术殿堂展示的生活状态，在咀嚼文学艺术情趣中，了解一方水土一方人以及一个地域的文化、历史、个性、民俗等组成的社会生活全貌。在理论与实践互为作用、印证的同时，达到以文凝聚历史，以情再现红色文化之魂的夙愿。

问：文学创作是书山之路的砥砺前行，是苦渡学海的扬帆远航。您在作品架构设置、内容安排、词语运用上，是如何逐渐从尝试走向成熟、从懵懂走向清晰的过程的？

边写作边采访当事人，作者在革命老区采风留影。

谢连繁：在恢弘的框架和篇幅内以多个精彩的故事情节体现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和价值引领，给予读者为国家前途、人物命运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这就需要心灵宁静和情感沉淀。

这些年来，尤其是到了夜阑人静时，正是我奋笔疾书的时候。这个时候，各样人物活跃在我的的脑海中，他们爱恨情仇的悲壮故事也就不断开始演绎。我要让一些英雄活在人民心中，更要让一些败类永远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边关烽火》里张扬的故事情节常常让我陷入喜怒之中，因之怒吼和流泪成了我难以控制与平复的情绪。有时为了一件事或一个人会恨得咬牙切齿，因角色同情哭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或许遗传基因赋予了我一腔正义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我对造成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侵略者、腐朽的官僚以及一切买办进行笔伐，为救国救民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行文立传。晋绥儿女英雄历程的跨越、高洁灵魂的塑造和着时代脉搏跳动的旋律装满了我的脑子，作品从雏形到逐渐成熟，我攀努力扬帆学海、感受情境。

每当掩卷思，心潮逐浪高。小说中毕业于新野县衡阳书院（省立七中前身）进入北京大学的人物杨槿稔、祁美凤，在蔡元培教授的主张和影响下，汇聚到救国救民排山倒海般的潮流中，融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境界。杨槿稔、祁美凤和北大同学樊中山一起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曾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密切接触交往过，听取了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中共“三大”召开以后，杨槿稔、祁美凤、樊中山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大学毕业后，他们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省立七中和省立三中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工农先进人才，就此，一批批国家栋梁之才从学校走向社会。在理想与信念的昭示下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肩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担。

积小流方可成江海。晋绥红色文化浇灌着我的灵魂，启迪着我的意识、思维、心理。《边关烽火》就是因敬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人民英雄让我能够在激情四溢的氛围中必须完成。回顾几年来创作期间走过的每一步，心中五味杂陈，有付出的艰辛，更有收获的快乐。

问：文化浓缩着一个地域的社会风貌、精神底色，自然也就囊括了一个地域英雄群体的思想观念、理想价值、道德规范等。请您谈谈《边关烽火》是如何紧跟时代步伐，弘扬红色文化主旋律的？

谢连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旋律，红色文化以小说的方式表现，更能显现出生动、形象的感染力。贯穿作品的主题思想及深度是通过描绘战争年代一幕幕具体场景来塑造艺术形象，把艺术形象安排在故事需要的情节里或不同时间段，这样一来，各个角色能够按照自身价值不断发生碰撞，故事的主题就会逐渐丰满起来。细节描述运用的场景和关联人物服务于作品主旨，以协调恰当的、生动有趣的、富含口语化的语言融入到故事情节，把它们作为象征或借喻的对象加以升华，完成章节中人生、爱情、人性的评价和评价结论所产生的正面社会效应的释放。在对未来寄予某种倾向性的希望中，则以插叙回忆片段的辅助形式描述，虽然没有刻意地去设定，但它却能够起到串起整个故事情节的线条作用，留给阅览者鲜明感受的故事情节的描述和真情实感的表达。尤为重要的是，以积极向上的思想性、逻辑严谨的历史叙事性、生动活泼的艺术性来完成，达到统领全局和画龙点睛的目的。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者思考探索、生活感悟的辛勤耕耘。中心突出、立意高远、感召力强的作品，再付诸于文学性、趣味性表达，就能更好地切中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加速正能量的传播。小说的人性和对人物灵魂的剖析、透视，是在挖掘和探讨文学的社会功能基础上实现的，它成功于语言艺术化、人物形象个性化、结构整体下的层次化、逻辑递进哲理化。这样的作品能够净化心灵、教化思想、彰显时代高尚的道德情操。小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紧跟时代步伐，以永不懈怠的创作热情，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着力弘扬主弦律。

问：您如何理解个人的追求与时代召唤的统一性？

千淘万漉虽辛苦，作者采风过程中留影

谢连繁：紧跟时代步伐，感悟艺术脉动，是文艺工作者应当秉持的文艺观，我始终把个人的梦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梦”中，积极耕耘文学园地。我在洞悉弥足珍贵的历史史料中，自觉地以近代中国为背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引擎，以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为纲，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晋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险阻、前赴后继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为纬，再现了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问：《边关烽火》视域广阔，从历史、地理、人文、风俗民情等多个视角、多个维度书写中国共产党人的凝聚力和气壮山河的胆魄与豪情。小说里，您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事、具体的人、特定的场景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气概与壮举的？

谢连繁：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八路军先遣队东征等关键节点作为主线贯穿全书，五十一章、四十多万字，塑造了以晋绥边区新野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苗长春、省立七中校长杨槿稔、历史老师祁美凤；模范小学校长许国施、国学教师张升德、牺盟会特派员樊中山、饼子王饭铺掌柜吴二、连续就读于模范小学和省立七中的张振铎、张来顺、张来福、刘鲜枫、刘颖枫、赵志文、王玉龙、王玉麟、王玉虎、王玉凤、尚毓莲、粟毓绣、侯玉贞、贺仙佩、贺枫岚、张儒、胡玥琏，八路军骑兵部队的张生瑞、胡一新、李根余等英雄群体和革命志士形象，记述了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讴歌了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战争中面对日寇的疯狂扫荡、阎锡山晋军的摩擦、土匪地痞的野蛮猖獗、敌特汉奸一贯道的破坏而彰显的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最能彰显群体英雄主义气概的，莫过于日寇全面侵华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一个沉重的现实中，这些英雄群体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把人生追求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义无反顾地以捐躯赴国难和不凡的崇高理想奔赴战场浴血奋战。

问：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您的长篇小说里所塑造的群体英雄形象是不是大多都有原型？您是如何通过艺术表达使原生形象更完美、更高大，更贴近所弘扬的时代主旋律的？

谢连繁：如第四十四章中塑造的苗长春县长的形象，其原型人物为苗树森，苗县长为掩护护送伤员的小分队独自与敌人周旋，弹尽后跳崖身负重伤后，被武翠翠（其原型人物谷金娥）藏匿在一个天桥洞里养伤，并每天两趟亲自送饭，体现出战争的残酷、苗县长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人民群众与党的鱼水深情。

晋绥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体现了顽强拼搏力和非凡意志力的人民意志。鲜血浸透的大地、红色基因蕴涵的热土汇聚着时代强音，楔入中华民族的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自强不息、立志奋进，循着祖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创造更加美好辉煌的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小说记述那段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为的是镜鉴历史，再现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下的的不平凡洗礼所竖起的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

问：一种精神，穿越历史，丰碑永驻，照耀未来；一段岁月，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脉动，潮涌浪滚，震山撼岳，贯穿始终。这就是小说中的红色信仰、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吗？您再具体阐述一下。

谢连繁：腥风血雨中的红色火花淬炼的信仰，铸就了“抗战精神”从最先的种子播撒、根植、浇灌到开花结果，再到传承出新、发扬光大，这个过程无不融会着它的历史性，民族性、人民性，文化性。体现的是时代赋予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从事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事业，并砥砺前行继往开来，完成其历史使命焕发出的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

晋绥边区八路军的抗战精神是民族意志、理想信念在斗争过程中经历的特定环境的记忆。以党的百年征程开辟的永不衰竭的动力之源——积淀的红色文化解析晋绥边区地域精神，运用无数具象呈现达到再认识、再分析、再评判。让震撼之精神承载弘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社会价值，实现创作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高度融合的红色文化、时代精神。长篇小说《边关烽火》的主题思想和核心价值是挖掘历史进程中一种内驱力的形成，由此解释生成精神后的凝聚力与吸附力，进而诠释中华民族精神的巍峨与伟大。

问：世界近代以来，经济危机深重和资源匮乏的日本，暴露其以穷兵赎武的方式输出残暴掠夺的秉性，小说里您是如何揭露日伪暴行、讴歌时代英雄的？

谢连繁：其实，日本对我国的虎视眈眈，觊觎屡屡，历史可谓久矣。咱们盘点一下那久远的记忆。

明嘉靖年间，倭寇数百舰舟暴戾于浙水南北，耀武杨威于徽州、芜湖、南京、淮安、徐州邳县。侵袭江苏昆山，挑起战事三十余起，烧房屋二万间，戮我同胞五百人；清光绪二十年，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1894年，日寇外务令废除中朝商约，袭击中国海军于丰岛海面，陆军同时攻取，北洋水师覆灭。索我库银二亿三千，值一亿日元，国土割裂被占；驻关东军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拥东三省为全面侵华基地，逞穷兵赎武之实。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逐渐蚕食整个亚洲的东北，他们疯狂掠夺劳动力和矿山、机器资源以及大量金银，充实日本国家战略军需，膨胀他们征服中国的野心。（《边关烽火》第十八章中，我是用心的颤抖谴责了惨烈的战争、无辜的杀戮，例举了日寇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的罄竹难书的无以计数的惨案。面对国破山河碎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时代的重托，抗起从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救苦难深重的中国劳苦大众重任。

老区的历史需要生活体悟，作者在创作期间的居室

问：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小说里的青年形象塑造非常成功。芦沟桥的炮声打破了他（她）们继续求学的理想，他（她）们投笔从戎，历磨难却无怨无悔，矢志不逾。您举一二个例子为大家分享一下这种绝壮的感动。

谢连繁：《边关烽火》描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在骑兵营担任宣传干事，名叫张章的大学生，在与侵略者的交锋中身中多处刀伤，最后拉响了绑在身上的十多颗手榴弹，炸响在密集的敌群中，与敌人同归于尽。张章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晋绥这块黄土地上闪光的绽放，精神之光融入晋绥厚土的脉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驱逐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还有就是八路军丰凉大队的李根余独自从西山根据地回马头山营地遇到了清乡的日伪军，三枪击毙了三名日军。此时敌人已将他包围，他又把随身仅带的两颗手榴弹投进敌群，有五名伪军被炸翻在地，他趁着硝烟冲入敌阵，挥动着手中大刀，连杀十名鬼子后受伤被俘。他被押入日军监狱，老虎凳、火烙铁、辣椒水、电击等酷刑无所不用。在最后一次刑讯逼供中，敌人挥舞着蘸了水的皮鞭在李根余遍体鳞伤的身上猛烈地抽打，威逼李根余说出晋绥边区共产党的组织名单。李根余怒目而视，斩钉截铁地说：“小鬼子，汉奸，我告诉你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意志岂是你毒刑能够摧垮的！别费心事了，给老子来个痛快！让老子早点儿见我的祖宗！”李根余始终未向日本鬼子屈服。1945年8月10日，鬼子带领行刑队，押着李根余来到县城西长城脚下的兔毛河畔执行死刑，借此震慑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鬼子取出塞在李根余口中的毛巾说道：“我们大日本皇军敬佩像你这样的民族英雄，所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名单，我们可以改变处死你的决定。”李根余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恰巧，行刑的鬼子被早已埋伏好的独立团骑兵营击毙，李根余获救。

问：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有机部分，热血男儿和巾帼英雄舍我其谁、为国纾难的悲壮体现了他（她）们视死如归、直面死亡的浩然正气。这种斗争的残酷性在《边关烽火》是如何体现的？

谢连繁：对日寇的惨绝人寰的描述，不是为了叙事的逼真，而是以日寇的残忍衬托出艰苦卓绝的历史场景。关于日寇的残忍我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以1938年4月至1943年8月发生在右玉的惨案为例，这些在《右玉文史资料》中均可以找出详实记载：

1938年4月，芦草湾村（又称咀流屯村）惨案，包括21名儿童在内的37名无辜群众被日寇杀害，房屋三百间被放火烧毁。

1938年6月，驻右卫的日伪军配合大同、朔县、平鲁，左云的日军于中午时分集结在洪涛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战地动委会和七支队100余人转移至位于新野南部（原属新野五区）的一堵墙村（原老洼沟村）一带。穷凶极恶的日寇通过搜索发现我方人员，天上飞机轰炸，地下火力扫射。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七支队战士英勇顽强，与敌殊死搏斗。战斗十分惨烈，从午后一直持续到日薄西山，七支队包括参加晋绥边特委第二期党员培训班的刘鲜枫、刘颖凤（真实名字为刘鲜凤、刘银凤）等7人在内的53位壮烈牺牲。

1938年8月的一个凌晨，驻扎在右玉的日伪军扫荡抗日根据地，与二区十二窑村（现属大同市左云县）的决死四纵十四总队发生遭遇，营长曹进（共产党员）等120名指战员牺牲；

1939年5月，右玉、大同等地的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右玉五区（现属山阴县）百余名群众死于日寇屠刀之下；6月22日，一二0师警备六团在右玉五区王老沟（现属山阴县）与日军激战，二营长白兴元、代教导员王金相等145名指战员牺牲；

1941年10月，五分区四营十二连（原右玉县大队）在白家辛庄窝村与日伪军发生战斗，29名战士牺牲；

1942年5月，右玉日军在右玉五区抓捕群众、党员、干部200人；

1943年2月，右玉日伪军配合朔县警备队，在叛徒刘文、水波的带领下窜到右玉二区黄家窑村抓捕共产党员50人、群众53人，其中张全奎等24人被杀害，张玉奎等24人被判刑，余套福2人饿死，韩映等13人被判劳役3个月送陶卜洼煤矿挖煤，其中韩映等2人劳累致死；

1943年8月，右玉城日军将欧家村、后庄窝村抓回的张士录等11名干部群众杀害于右玉城北门外。

日寇犯下的罪行太多了，简直是罄竹难书。

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但《边关烽火》的虚构牢牢立足于史料之上。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原型都可以从《右玉文史资料》中日伪军的残暴事实中得以验证。

烈士和人民的鲜血染红了流云，染红了大地，染红了兔毛河。真是凄风习习，流水呜咽。

日军侵华期间，特别是在全面侵华的八年中，日寇在晋绥大地先后制造了数百起惨案和流血事件，据1946年的统计数据，仅右玉全县被杀害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达3452人，被捕的4733人（其中1225人致伤致残）。这些数字催促我十年来从不间断地写，不间断地调研、采访、思考。

《边关烽火》通过故事情节对日伪军犯下的罪行加以申诉，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写，只是为了警醒国人：铭记惨痛的历史，勿忘国耻国殇，弘扬与传承红色文化，集全民之，聚万众之力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为中华民族崛起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融媒体中心《大兴报》总编辑、记者；主任记者、客座教授、硕士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