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生育率的提升是国家的整体目标，国家明确提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明确了四大任务和十三项具体举措。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建议，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统筹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改进与完善，特别关注重点区域和人群，确保政策因地制宜、精准高效。

现行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婴幼儿照护服务投入不足。

当前婴幼儿照护仍以家庭为主，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价格高于居民消费能力，家长“送不起”“不敢送”。特别是对于半岁至2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使得职场女性面临的育儿压力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一是育儿补助力度有限。当前生育支持措施显得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一次性现金津贴上，缺乏多元化的支持手段，难以全面满足家庭的实际需求。税收减免政策未能覆盖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等。现金补贴的标准偏低，覆盖范围有限，且大多聚焦于二孩及三孩家庭，对于一孩家庭的关注显得尤为不足。

二是就业支持不足，女性生育损失难以保障。企业独自承担延长生育假及新增育儿假的成本，因缺乏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导致用工成本攀升，进而加剧了女性在职场上的就业歧视现象。男性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不仅时间短，而且在执行上也存在诸多困难，这无疑加大了性别平等就业环境建设的难度，任务依然艰巨。生育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窄、待遇水平低，难以有效保障女性生育经济和职业发展损失。

三是重点人群未有效覆盖，制度性障碍未破除。

当前政策多集中于解决“想生而不敢生”的难题。然而，对于青年群体面临的婚姻推迟及结婚难问题，所提供的支持措施仍显不足，难以全面应对。购房、落户和子女入学等制度性障碍加剧了育龄家庭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养育负担。未就业及灵活就业的妇女群体无法享受生育津贴，且当前措施在缩小男女职工雇佣成本差距方面仍有待加强。

对此，朱同玉建议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1. 建立国家生育支持基金，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倾斜。

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在大城市，生育成本高昂且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有限。相比之下，县域和农村地区显示出更大的生育潜力，尽管整体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生育支持基金，探索由财政支持、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育儿补贴制度，并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倾斜。

2. 积极倡导并弘扬新型婚育文化与科学的养育观念。

婚育观念和家庭观念是推动生育变迁的主因。应避免过分渲染已婚已育群体的现实压力，正面诠释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传播新型婚育文化和家庭伦理。宣传部门应进一步强化正面引导力度，加速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同时，规避生育政策转型对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误伤。

3. 推行负责任算法，做好舆论引导。

社交媒体平台是信息传播的核心渠道，应要求平台以负责任的算法引流和传播，破解信息茧房，管控刻意传播焦虑的内容。鼓励真实个人感悟的分享，防止生育问题遭受“污名化”的歪曲传播，有效阻断不健康婚育文化的蔓延。

4. 不以新增出生人口数量评估政策效果，强调家庭福利制度建设。

国际经验表明，鼓励生育的措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生育支持政策应以建立普惠型家庭福利制度为目标，强化家庭养育能力，提升人口素质。根据各地区不同发展水平和婚育现状，大城市需重点着手解决大龄人群的婚姻难题，而中西部及农村地区则应借助乡村振兴的东风，积极推进三孩生育政策的落实。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乃是一项持之以恒的长期任务，它要求我们通过政策优化和社会文化引导，逐步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为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