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一俗语，意为早晨饮茶吃汤包，晚上泡澡放松，直白勾勒出扬州人闲适的生活方式。在扬州，沐浴可不是简单的洁身行为，而是充满历史厚度的文化符号。在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便藏着解码这份文化基因的密钥。

沐浴文化繁荣的实物见证

扬州沐浴的历史脉络，可上溯至战国时期。1993年，原西湖镇果园附近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了扬州最早的沐浴用具——一件直径60公分、高11公分的陶制沐盆，形制宽大，足以盛接大量热水。这与扬州建城史几乎同步的发现，表明自城市诞生之初，沐浴便已融入扬州人的生活肌理。而汉代的考古发现，更将扬州沐浴文化的精致与繁荣展现得淋漓尽致。

20世纪70年代末，扬州天山汉墓（广陵王刘胥之墓）的发掘轰动全国。在这座采用“黄肠题凑”葬制的汉代王侯墓葬中，墓室西北角竟设有L型专用淋浴间，并出土了铜灯、铜壶、铜盆、漆凳、木瓢、木屐等完整沐浴用具，甚至还有精心打磨的椭圆搓脚石。这些文物功能明确，印证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折射出汉代沐浴对优雅隐秘、格调讲究的追求——彼时的沐浴，已从单纯的洁身升华为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盱眙大云山汉墓一号墓西回廊出土的50余件文物中，银沐盘、琉璃器、漆器等皆为沐浴所用。器物底部或边沿多刻有“江都宦者”“重三斤六斤”等铭文，明确标注制造者与规格。一盏铜制五枝灯尤为引人瞩目，灯枝饰竹节纹，灯座为蹲伏蟾蜍造型，腹中圆孔起稳固作用，将实用与艺术完美融合。可见，沐浴不仅事关肉体的清洁，更是精神上的愉悦享受。

天山汉墓出土的沐浴用具

解码汉代沐浴文化基因

放眼其他汉墓出土的沐浴用品，也是各具特色，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鎏金镶玉龙首青铜匜（匜是古代洗手注水的用具），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云龙纹大漆盘（此盘功能为盛接浇沐用水）、《五十二病方》——其中8种熏浴方详细记载了药浴配方、用法及疗效，包括“取秋竹煮之，以气熏其处”等，成为国内最早的药浴文字记载，彰显了汉代“沐浴养生”理念的成熟。

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让墓葬成为生前生活的镜像。从汉墓文物中，我们可还原一幅生动的汉代沐浴场景：烛光透过铜灯映照四周，洗浴者将铜壶中的温水倒入铜盆洗发，再坐于镂空漆凳上，以木瓢舀水冲身，废水从凳中圆孔流走……清洁完毕后，用搓脚石打磨脚皮，穿木屐，擦干身体，整套流程井然有序。

汉代对沐浴的讲究，从文字细节中也可见一斑。许慎《说文解字》称：“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盥，澡手也。”王充则形象概括：“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实等也。”可见，当时对沐浴的分工已极为精细。这种细分的背后，是古人对生活仪式感的重视。

汉代的“休沐制”同样值得关注：公职人员定期休假归家沐浴，既可维护个人卫生，也彰显公务人员的职业形象。这种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沐浴从私人行为演变为社会风尚。那时，王侯贵族应该也把沐浴当作社交休闲的重要方式，在热水氤氲中交流情感、享受生活吧。

盱眙大云山汉墓一号墓出土的五枝灯

沐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汉代之后，扬州沐浴文化的薪火从未断绝。盛唐时，白居易在扬州写下《沐浴》，“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今朝一澡濯，衰瘦颇有余”的诗句间，沐浴之风的盛行可见一班。宋代，文汇阁遗址出土的“汤”字铭文砖（汤即热水，宋代常指代浴室），结合其西侧官河、南侧护城河的水系优势，成为宋代扬州沐浴设施的实证。《清明上河图》中“香水行”的招牌、苏轼《如梦令》中“寄语擦背人，尽日劳君挥肘”的诙谐等，也让宋代沐浴的市井气息跃然纸上。

至明清，扬州浴室更已形成独特风貌。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有着详细记载，浴室以白石为池，分大小数格，“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更有“侍者折枝按摩”的细致服务。这种与当代大同小异的浴室构造，不免引发许多老扬州人过去的记忆：夏日傍晚，人们在河边随意冲洗，晶莹的肥皂泡点缀河面；冬日进澡堂，一群人在热水池中烫得“嗷嗷”叫却不愿离开，跑堂师傅拧热毛巾的“啪啪”声传遍堂内……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从汉代王侯墓中的精致浴具，到宋代“汤”字砖见证的市井浴室，再到今日遍布全国的“扬州足浴”“扬州修脚”招牌，沐浴文化称得上是扬州的一张城市名片。那些汉墓中沉默的铜盆、漆凳，不仅是文物，也是活态的基因——它们承载着古人对洁净的追求、对仪式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滋养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文化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