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民警到船厂走访。

网格民警在进行灭火装置检查。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社会治理中创造出“枫桥经验”。

多年以后,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浙江自贸区)将陆上“枫桥经验”开辟到海上,破解了海上管理难题,形成“海上枫桥”新品牌。

日前,商务部发布了自贸试验区第三批31项“最佳实践案例”,浙江自贸区贡献4项案例,名列第一。其中,“海上枫桥”海上综合治理与服务创新试点,作为案例之一成功入选。

矛盾化解“多元化”

2017年4月1日,浙江自贸区挂牌成立,实施范围119.95平方公里,全域设在浙江省舟山市。

舟山渔业资源丰富,拥有我国最大的渔场。每到捕捞旺季,浙江省内外万余艘渔船就云集到这里。由于大量渔民聚集,因网具纠缠、争抢捕捞海域的矛盾事件时有发生。而一旦发生矛盾,相较于陆地,海上制止、调解的速度就相对滞后。那么,海上作业时,如果发生纠纷怎么办?一群被称为“海上老娘舅”的“和事佬”则成为首选。

“渔船在海上难免有摩擦,如果找政府处理,会给相关部门带来大量的工作压力,渔民也浪费了宝贵的作业时间。”作为“海上老娘舅”中的一员,章奎定认为,海上纠纷调解是一项技术活,只有对渔船的航行轨道、作业方式有全方位了解,才能及时把纠纷的“火苗”扑灭在海上。

像章奎定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是一群从乡镇、村级产生的海上纠纷调解员。他们在化解海上矛盾纠纷、消除各类事件隐患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成功扮演了渔民生产生活“守护神”的角色。

除了民间调解员外,整合公安、海洋与渔业、边防、海警等部门职能,设立海事渔事纠纷调处中心,也成为化解纠纷的主战场。

2017年9月,一起跨地区群体性渔事纠纷在浙北海域165-8海区发生。

得到消息后,舟山市普陀区海警、公安、海事、渔业等涉海执法单位组成的联合应急处置小组立刻启动运作,小组人员一边指令就近“娘舅船”协助劝解,劝说涉事双方渔民保持理智,一边启动与宁波相关部门的两地联动处置机制。

经过多方历时一个昼夜的努力,一度剑拔弩张的冲突双方终于同意回港后协商解决,避免了矛盾升级。

以舟山市普陀区海事渔事调处中心为龙头,以镇街渔民服务管理中心为骨干,以村社“娘舅船”为基础,以海上网格调解员为补充——四级多元化的海上调解体系,大大提升了海上治安管理水平。

海上执法“联动化”

海上执法活动,是维护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断提升海上执法主体的效率和能力,是确保海洋管控的重要途径之一。

据了解,舟山市普陀区创新建立了海上“一警一员一艇,联席、联勤、联调、联同”的“3+4”治安管控工作机制,构建起联动联治的海上安全“综合体”。与此同时,还选取了一批船型大、抗风能力强、航速快的船艇,组成海上联合执法船队,并加强重点港岙口、航道锚泊点、纠纷多发海域、治安乱点等区域的巡查,严厉打击海上违法犯罪及涉渔违规行为的发生。

如今,以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为统领,以公安、海警、边防、港航、海事等涉海执法部门为主力组成的海上联合执法船队,已成为整治海上突出问题的主力军。

    “我们还按照‘一镇一警一员’机制,分别配备一名海警和一名镇(街道)警务协管员,进一步加强联动联治,有效管控海上治安问题。”上述负责人表示。

安全防控“智能化”

浙江是互联网大省、技术创新高地。加快海上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步伐,将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慧治理新模式应用到海上,也是浙江自贸区打出的一张“智慧牌”。

过去,信息系统不发达、数据不齐全,陆上人对海上事往往难以掌握。一旦发生险情,相关管理部门却难以及时实施救援。

为了对海上信息进行有效管控,舟山市普陀区整合了公安、海事、港航、渔港等涉海部门多达140余个海陆监控资源,接入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海上综合指挥平台,统一了海上、港区、码头、滩涂等区域的安全监控。

避碰系统、卫星定位系统、互联网宽带卫星终端、AIS终端设备、24小时监控系统……当这些通过科技元素加入管控体系,坐在信息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就能观察到渔港内每艘渔船的实时情况。

此外,舟山市普陀区为外籍船员开发了登记管理系统,应用二维码扫描、图像抓拍等技术,严防涉恐人员进入。对涉稳重点人员、精神病患者实施出岛“边界预警”机制,一旦触网,将会快速启动预案处置机制。

“通过指挥中心、北斗卫星、沿海基站、船载终端等多层级联动,就能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舟山市普陀区相关负责人说。(图片由浙江省商务厅供图)

《 中国城市报 》( 2019年08月26日   第 07 版)

(原标题:浙江舟山“海上枫桥”:当好渔民“守护神”)